的时候,男女分别一律住集体宿舍,而夫妻相会只有每天晚饭后的那点时间,这时便会看到杨绛先生提着手绢里已经切好的西瓜,来与钱先生相会,寻寻觅觅地找一个共餐的地方。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述了她与钱先生的菜园相会,写道“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相会的情人”。
钱杨两先生精神上更是相依为命。当年杨绛为了钱钟书创作《围城》,让钱先生辞去职业,家里辞退女仆,她亲自做“灶下婢”。杨绛不久前又透露,《围城》中一位女性人物作的诗,原来是钱先生托她代拟的;后来她创作《洗澡》,遇到一个人物需要做一首古体诗,便央求钱先生帮忙,钱先生捉刀几首,任她去选。更多的秘密,外人当然无法知道了。不过,有一次我与他们夫妻同车,恰好我刚收到一本新出版的《干校六记》,就便请身边作者签名留念。杨绛先生接过书后却悄声征询身旁钱先生的意见:“怎么写好?”钱先生略一思考,低声回答:“就写‘指教’吧?”由此我想:他们平素在创作、学术上的切磋会是怎样的呢?在他们各自独具的成就中,有多少是对方的爱助,或许将是一个有意思的探讨课题。
钱先生有病已经住院逾年,可以说这中间是杨绛先生与他一起与病魔战斗。她每天根据钱先生的胃口亲自配制食物,陪伴在床边。一次在病房前走廊里见到杨绛先生,虽然劳瘁,却依然笑脸迎人。她说:“其实,我也没有比医生更好的办法,不过是每天来伏在他耳边跟他说话。我跟他说:‘你觉得累了,或者不想听,你就闭上眼睛睡觉。’这会儿他睡着了。”
柯灵 渊博睿智的钟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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