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清醒的头脑,卓异的识力加深厚的功底,无法作更合理的解释。《谈艺录》、《管锥编》的文字,则是道地的文,典雅奥丽,手挥目送,俯仰自得。我曾问他,这两部学术性著作为什么用文言写作?他回答说: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这两句简单的话里,自有许多慷慨苍凉的弦外之音。但我却别有一些个人的私见:笔记是中国独有的文学形式,笔精墨妙,挥洒自如,以简御繁,有余不尽,可惜“五四”后几成绝响。钱氏以最经济曼妙的文字,凝聚长年累月的心得,将浩浩如长江大河的古籍经典,点化评析,萃于一编,正是量体裁衣、称身惬意的形式,更便于流传久远,嘉惠后人。
摘自《钱钟书评说七十年》 金宏达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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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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