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健谈，口若悬河，舌粲莲花，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令人忘倦。但他更解得“沉默是金”的真谛。《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无一不受过抨击；《宋诗选注》也受过声势浩大的“严肃”批判，他一例恝然置之，如菩萨低眉，拈花微笑。最难能的是，在“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险恶环境中，他有本事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凝神静气，一心经营他的名山事业。《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样的“忧患之书”。

    他还有个“怪僻”，不肯参加任何“学会”。近年来，这一类团体如雨后春笋，他一概谢绝挂名，因此也颇得罪了一些热心的发起人。两年前，爱读他著作的人计划成立“钱学研究会”，出版刊物，他全力阻止。他对我说：“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了!人生的讽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缓刑’到人死以后。”

    钱氏从不标榜什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颂今非古，颂古非今，重洋轻中，重中轻洋，滔滔者天下皆是，惟钱氏能植根华夏，冶中外古今于一炉，追来溯往，抽丝剥茧，排比参照，融会贯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通雅淹博而没有学院气和学究气。白话文的提倡与实践，对新文化运动是一大功绩；但检点白话文本身的成就，却很难说已臻完全成熟的境界。钱氏通晓多种外语，兼擅文言，但他笔下的白话文，却是道地的白，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洋气与古气，纯净而耐人寻味。这种难以企及的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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