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闻罢此言，才认识到此课题的难度，未免心中打鼓。的确，进士已居于明清科举三级人才结构之巅，而庶吉士都是进士中经朝考而胜出的佼佼者，翰林官主体又是庶吉士当中经过散馆考试的中试者。在传统社会文化本位和科举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他们无论从智商、修养和艺能等方面，都是人中之杰，且一般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地域的文化积淀，同时兼有官员、学者、文人和雅士等多重身份。

    再想想自己，难免顾影自怜。除志大才疏、兴趣庞杂之外，身无长物；家学渊源方面，上溯八代，从无拥有任何功名之人，且无些许崇文重学之家族价值取向；地域因素方面，作为家乡的河北固安虽距北京不足百里，然文风不盛，清代从未出过一位状元甚至一甲，翰林仅有二人，进士也寥寥无几。自己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知识贫乏，虽喜读书，但东鳞西爪，杂乱无章。与作为研究对象和往圣先哲的翰林前辈相比，真乃“以腐草之萤光，对中秋之皓月也”。然已选此题目，退却则招人耻笑，只能像过河之卒，硬着头皮往前拱，能拱到哪步算哪步也。

    如此这般，从那时到当今，我一直在从事翰林研究，在硕士生导师袁良义先生和博士生导师王钟翰先生的指导下，从庶吉士制度入手，又扩展到翰林院制度，使我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在此过程中，我经常感觉到自己已融入翰林群体之中，产生时空交错之感。曾记得，春映北海之碧波，夏临辟雍之泮水；秋对西山之霜叶，冬踏燕园之晴雪，拂不尽厚重之尘封，展不完泛黄之古卷。品味着先哲们的雄文宏论，鉴赏着前辈们的峻美书法，我似乎看到了他们奋笔疾书的身影，听到了他们如数家珍的吟哦。当时民大图书馆藏有《大清历科状元策》，收集清代数十位状元与一甲及第者所撰策论，并附有当时阅卷官之评论批语，弥足珍贵，堪称奇珍。我昼夜捧读，如醉如痴，进而刻意模仿，不无小获。同时，我亦研读吾师钟翰先生所著《清史杂考》多遍，体味先生写作风格，渐有心得。加之博士论文由钟翰先生亲自审阅，经先生字字推敲，逐句润色，不知不觉中我的文风已悄然改变，逐步形成了自身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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