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已非常稳定而成熟,对社会生活影响之大,实难以形容。在汉族甚至少数民族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科举世家甚至翰林世家。这些家族中拥有科举功名、翰林头衔者绵延不绝,形成了厚重的尊师崇文的家风,在传统社会中享有崇高声望,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科举世家的绵延不绝事实上是为中华文明延续着火种,等待着时机。当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之际,他们以超常的智慧与才干,与各民族各阶层的同胞一道使祖国逐步摆脱着危机,继而重新崛起。从林则徐到曾国藩,从李鸿章到蔡元培,救亡图存的行列中到处闪现着翰林及其家族后裔的身影。
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这种尊师重教、绵延不绝的传统一直持续到近代。如俞曲园、俞平伯曾祖曾孙,商衍鎏、商承祚父子,周福清、鲁迅、周作人祖孙,张佩纶、张爱玲祖孙等。然而,上个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古老的文化传承体系出现了断裂,学术文化世家已泯然不存。这是当代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导致学术文化世家消逝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近几十年之中,种种变故接踵而来,批判矛头首先指向文化学术领域。直到“文革”,人文知识分子累受重创,一日数惊。在这种情况下,国学大师莫说学术文化世家之承传,就连自身亦难保全。再传学术,不仅自己获罪,还要殃及子孙,真是得不偿失。“文革”收场,拨乱反正,政治环境大大宽松,然而拜金主义又开始盛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门庭冷落。绵延千载的优良传统竟在几十年中便被荡涤殆尽,足令人扼腕叹息。
杰出的学术文化世家是中华文明的骄傲,学术文化世家的消逝反映的是时代变迁中的文化断裂,因此决不可小视。这绝非私人或家庭小事,而是社会问题。学术文化世家的重新构建,关乎未来中国学术之兴衰。我们应努力营造一种氛围,既能发挥诸位大师及其传人的潜质和努力,也要让外部社会条件与文化传承的规律相互适应。
在文化学术制度建设方面,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作一番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跳出各种作茧自缚式的清规戒律,真正使文化学术人才脱颖而出。首先应当允许甚至鼓励有杰出成就的学术大家招收和培养子女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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