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主要代表之一。]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句话很好地道出了道德和法律各自的局限性以及两者之间互补相济的关系。它对于我们在今天恰当地看待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礼记·曲礼上》曰：“礼不下庶人[注: 周代社会的平民。后世无官爵者亦称庶人。周代是贵族为主体的社会﹐贵族阶级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诸贵族等级构成。妻妾众多﹐子孙繁衍的贵族﹐按照宗法制度规定﹐唯嫡长子(即大宗)得继承父爵﹐嫡妻的余子和众]，刑不上大夫[注: 上大夫，先秦官名，战国诸侯国中的爵位分为卿、大夫、士三级，大夫比卿低一等。大夫是一种官职，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大夫”是最高一级的大夫。]。”庶人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大夫则是贵族。按照唐代的孔颖达《礼记正义》的说法：“‘礼不下庶人’者，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又分地是务，不服燕饮，故此礼不下与庶人行也。”《礼记正义》又说：“‘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其贤也……非谓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则以八议[注: 八议是中国封建刑律规定的对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的特权制度。-bayi]议其轻重耳。”可见，传统社会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的，对于老百姓需要以法治之，而对于贵族则需要以德治之。现代社会没有这样的等级区分，所以德治和法治不再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注: 阶层是指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由于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例如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同一阶级里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层次.-jieceng]，而只是治理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方法罢了。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注: 元上都，或称上都，即开平，位于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多伦县西北闪电河畔。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1256年），命刘秉忠建王府于此。]是有其各自限囿的，它们都不是万能的，而是都有失灵的地方。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也是一样，当道德失灵的时候，法律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注: 简介其实，“清官”称谓本就起于民间。在二十四史中，对好官一般称为“循吏”、“良吏”、“廉吏”。“清官”一词是受宋元民间清官文学的影响，由民间用语转而被吸纳至官方法律文书中的。]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再如文人打官司，抄袭剽窃之类的文坛纠纷，即使诉诸法律、对簿公堂，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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