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重法轻德的极端主张时指出：“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此种偏颇，正是片面夸大法治的弊端所在。德治与法治两相比较，还是德治略胜一筹。因为道德能够使人达到“慎独”的境界，而法律的约束则无此能力，也无此效果。从长远着眼，只有道德教化，才能收到“绝恶于未萌，起教于微眇”(《汉书·贾谊[注: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时期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由于当过长沙王太傅，故世称贾太傅，贾生，贾长沙。汉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传》)的效应。在一定意义上，道德是预防性的，它着眼于人的私欲之未萌；而法律是事后约束性的，具有滞后性。此正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
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这里，实际上比较了法治与德治的优劣高下。在孔子看来，一个社会的治理，倘若仅仅诉诸法律，虽然能够使老百姓避免犯罪，但是却无法使他们有羞耻感。如果用道德来教化老百姓，那么他们就不仅会自知羞耻，且能自觉地恪守规矩。显然，就此而言，德治比单纯的法治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一般地说，德治和法治应该双管齐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又应该有所倚重。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出现滑坡、诚信发生危机，特别是存在集体堕落的情况下，就必须把法治摆在特别突出的地位，否则就难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有效地遏制并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仅靠呼唤人的良心发现，恐怕于事无补，因为这无异于缘木求鱼、一厢情愿。打个比方，德治就类似于中医疗法，而法治则类似于西医疗法。急症宜采取西医方法，因为它见效快，疗效显著；缓症宜采取中医治疗，它起效周期长，但疗效稳定，不宜复发。发生了急症，中医往往是“远水不解近渴”。所以，出现道德急剧滑坡，除了强化必要的道德教育之外，必须果断地优先采取法治的办法，强迫人们弃恶从善。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挽救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给人们以向善的信心。
总之，只有德法互补，相机突出重点，方能共同襄成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全治理之道，也才能达成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和中华 山东[注: 山东省-山东省简称鲁。在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京杭大运河的中北段，省会济南。西部连接内陆，从北向南分别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接壤；中部高突，]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