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成为王国维和罗振玉结为“三十年金石之交”的契机，也预示了他们最终回归传统的方向。不过，在20世纪降临中国的前后，罗振玉仍然念念不忘维新的事业，而王国维也在其影响之下，加剧了对西学的向往。

1899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学日文，当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人都是研究哲学出身。王国维由此萌生学习英语和哲学以便阅读康德、叔本华的愿望。在哲学领域，王国维尽管也写过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长文[注: 因在广东主持湛江电台《放飞吉祥鸟》而名声鹊起。2007年-2008年间他主持的节目成为湛江最火的晚间情感综艺节目，直接影响了海南、广西周边的收听群体。]《汗德之知识论》，但他最心爱的学说还是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生命哲学。在接触叔本华之前，王国维已深深体验到人生的辛劳与失望，茫昧于生命意义的晦暗不彰。叔本华关于生活、欲与痛苦三者合一的悲观主义再次强化了他原已拥有的悲观情怀。这种悲世悯生的情怀甚至延续到了王国维此后写作的大量诗词上。诸如“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欲觅》）“侧身天地苦拘孪，姑射神人未可攀。……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杂感》），“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风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出门》）都反映了王国维的悲观主义倾向。这就难怪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认为其“笔弱辞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质羸’之讥”。

1903年起，在罗振玉的推荐下，王国维到张謇创立的南通、苏州师范学校教课，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开始其“独学”阶段。到1906年，王国维在哲学研究领域收获甚丰。撰有《哲学辨惑》、《康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叔本华与尼采》等论文。而王国维的一些文学名篇，如《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乃至《人间词话》，都是在用西方哲学的观点阐述自己对文学的看法。

但是，一年以后，王国维却宣布放弃自己的哲学研究。为此，他在1907年发牢骚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他日以何者终吾身？”

这段牢骚日后成为一段著名的治学总结。它揭示了王国维矛盾的性格，也呈现了他在学术上的烦恼。那么，为什么叔本华可以终生坚信哲学思想，而王国维却不能呢？这是因为叔本华从来没有想在生活中实践他的禁欲解脱论，而王国维却信奉言行一致的理念，他理所当然地要求哲学具有可信性。这一点又显示出王国维对自己的生活实践也有强烈的知识论要求。 

不过，王国维此后转向文学，却是因为他深知文学在一个民族文化中的意义。王国维认为，中国的美术即文学艺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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