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国维提出“纯粹知识”的概念，来泛指任何非功利性的知识学术，其背后则是知识独立、学术独立的治学立场：“故学术欲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这就是后来陈寅[注: 中国游泳运动员，2008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主攻200米蝶泳，曾进入世锦赛该项目决赛，成绩仅次于吴鹏。中国乃至亚洲男子200米蝶泳的顶尖高手，多次夺得大型比赛金牌。]恪赞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国维由此大力提倡学术和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文学的特点是世间的、乐天的，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只有《桃花扇》和《红楼梦》；但前者是假解脱，后者是真解脱。因此，“《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

从文学观上看，王国维似乎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文人更超然、更追求艺术的独立性、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但是在文学创作[注: 　　在这插入文字　　在这插入文字-wenxuechuangzuo]的实践上，结果却不尽如意。他做诗词最多的一年是1906年，共61首，此后便每况愈下。相对而言，王国维在进行文学转向后的代表性著述不是寄托性的文学作品，而是学术性研究成果。1908年编辑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词录》、《曲录》等书；1909年成《戏曲考源》、《优语录》、《唐宋大曲考》、《曲调源流表》、《录曲余谈》、《观堂校词记》；1910年开始写《人间词话》，并有《清真先生遗事》、《录鬼簿校注》；1911年成《古剧角色考》；1912年写完《宋元戏曲史》。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

然而，学术独立的理想，却影响了王国维的一生。它不仅符合康德哲学的审美无功利思想，也和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说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就是强调要把治学和德性的培养联系起来。然而，王国维却悲哀地发现，在他的时代，大多数人“其学苟乎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遂器然自足，或以涔蹄视之”，而为了学术自身的价值而研究学术者“吾知其不及千分之一也”。他因此发出叹息：“今之学者其治艺者多，而治学者少，即号称治学者，其能知学与艺的区别，而不视学为艺者又几人”。

和近代的维新人士不同的是，王国维一生是从精神修养的层面着手求建设中国之道。他没有津津乐道于谈富强、谈政法，而是从教育、心理学、伦理学、哲学、艺术等时人认为不急，而他以为是根本的地方入手，这在近代中国的确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但它却可能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士）的追求。

从表面上看，王国维的思想，似乎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美好想象，或者说是像柏拉图[注: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