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鲁公室衰微而季氏兴起的历史原因时，史墨认为开始的时候季氏是鲁公室的“陪贰”——“天生季氏，以贰鲁侯”，季氏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是“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而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由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则“世修其勤”，矛盾开始朝着有利于季氏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鲁国一家的悲剧，而是一个通则，在历史的兴亡中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基本规律，在历史的变化中民心向背成为一个决定的因素，从而显示了城邦社会中“国人”意识的觉醒和国人力量的壮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蔡墨对历史的认识已不是一般的历史归纳法，而是历史的演绎法。他从“物生有两”“有陪贰”的哲学命题出发，然后演申到鲁国公室与季氏政治斗争的社会现实，最后又归结于对《周易•大壮》卦象的解释，这样属于巫术之书的《周易》就脱离了宗教的束缚而上升为哲学的表达。由此完成了从哲学命题到现实分析再到经典阐释的完整逻辑论证，这一事实代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体系性成熟。

３．以史官为核心的哲学家群体的出现。春秋时期哲学突破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哲学家群体的建立。《论语•微子》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薣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史记•自序》亦谓司马氏[注: 司马司马，读音作sīmǎ(ㄙㄇㄚˇ) ,百家姓之一，复姓。源于西周，以官职为姓。西周始置，司马与司徒、司空并称“三有司”。]于东周之后分散各地，以上两者是对由于西周王室的衰微，原来依附于西周王权的巫史之士，纷纷走出宫廷状况的注脚。王朝的知识群体面对激烈的城邦变革，开始了独立于王权之外的理性思考。城邦的独立固然使这些原来依附于周王室的巫史们一时间无所寄托，心有惶惶，但从哲学看来却是一大进步，因为一个相对发达的城邑文明和城邦时代，一种忧患与怀疑精神也笼罩着他们的心灵，这样的经历为思想家的自由思考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中国思想家们的经历同古希腊的“智者派”极有相似之处，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在《探索的思想》一书中描述智者派时说：“他们是四处漂泊游历，以启迪人们的智慧为己任的教师。他们都很机智（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其中不少人还很深刻（如普罗泰戈拉和普拉迪克思）。当代精神与处事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或解答他们没有意识到、讨论过。他们对一切都提出质询，就是在宗教或者政治禁忌面前也毫不畏惧，并且大胆地传呼所有的信条和机构统统出庭，接受理性的审判。”这样的情形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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