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近代史研究者对莫理循的了解，主要依据1980年代翻译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这部巨著汇集了莫理循在华期间与各方人士大量通信，为丰富近代中国历史表达提供了许多鲜活史料。不过，在那本通信集中，莫理循也说了许多不太靠谱的八卦，许多道听途说的传闻，这是因为通信毕竟不是公开发表，无须求证，有了想法、知道一点信息就可以说。这是体裁决定的，不足为奇，关键要看研究者是否具有辨明真伪寻找到事实的能力。

    现在不一样了。长期研究莫理循的窦坤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读本。这本题为《直击辛亥革命》的资料集不是莫理循的通信，而是莫理循的通讯，是莫理循以首席记者身份在《泰晤士报》所发表的通讯。因为这些通讯是面对西方公众公开发表，莫理循格外注意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可能偏听偏信发错了消息，一旦被查证，他会很快在这张报纸上刊登更正。比如武昌起义爆发后，莫理循在第一时间向西方发出了武昌交战各方具体情形的报道，强调清军驻守武昌最高最能干的指挥官张彪已被炸死（第92页）。几天后，莫理循通过另外渠道获知张彪死亡消息是假的，遂在《泰晤士报》上发布更正并提供张彪最新信息（第93页）。这就是公开通讯与私人通信在史料上的不同价值。

    外国人看辛亥，已有好多种资料出版。而辛亥革命研究，也已走过一百年历史。我们对这段历史已有一个比较程式化的框架，其实如果仔细研读消化莫理循这些西方人的现场记录，或许能够重构一个不一样的框架；许多重大问题，或许能够给予不一样的解释，有助于我们逼近真相，回到现场。

    在引发武昌起义的重大事件中，我们过去都注意到了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引发的政治危机，许多研究者由此认为这项政策就是清廷自私的表现，是国进民退，几乎完全站在各地保路运动立场上。其实，如果稍微疏远一下既成见解，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感情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既成看法其实是一种偏见，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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