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理循的报道中，对袁世凯复出后的活动有详细记载和分析，许多材料都有助于袁世凯生平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值得重视。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到，袁世凯绝对不是过去所说的那样出山之后向南北双方耍弄阴谋，以南方革命党力量逼清廷，以清廷力量压制南方。在莫理循笔下，袁世凯出山后似乎只知君宪不知其他，即便各方都认为君主立宪[注: 或称“虚君共和”，是一种国家的体制。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已陷入绝望，袁世凯依然不动摇，依然期望达成十多年来的愿望——君主立宪，而不是共和。只是到了后来，当清廷内部实在没有办法继续让步时，当新军将领和革命党人联合一致时，袁世凯只好顺势而为转向共和（第151页）。

    作为局外观察家，莫理循在对袁世凯比较同情支持的同时，对其他政治力量也能够比较理解比较宽容。对南方革命党，对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莫理循的报道大致上比较公正，特别是对清廷对隆裕皇太后，莫理循的记录不仅同情，而且简直是赞美。他认为，在南北和谈整个过程中，隆裕皇太后“表现得比任何一个王公都更具政治家水准”，所以南北能够弃干戈求和平，能够达成妥协，南方革命党、新军将领和袁世凯能够公平对待清廷王公贵族，因而清廷王公贵族在大势已去不得不如此时，也能够和平结束，没有鱼死网破玉石俱焚，而是在最后时刻反复告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不信谣言，听从皇帝的旨意接受新政府”（第168页），认真配合新政府权力移交，向列强发出照会，请求列强对新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这对于中华民国[注: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新政权的建构不仅提供了合法性资源，而且在那个动荡不安，任何事情都会发生的特殊日子里起到了稳定作用。莫理循的这些描述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笔端明显充满一股敬意和温情，没有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将清廷作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好像之所以出现革命，主要是因为清廷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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