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这主要还是因为革命传统吧，当然和文化传统也有关系。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指挥战斗的人肯定是重要的，但作为一个士兵，包括一支部队，也只是一个螺丝钉。我引过斯大林[注: 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1953年3月5日），全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俄语：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的话：悲剧的个体只属于舞台，战争中的个体只是数字。中国一直讲“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注: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重要大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发明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在革命时把它作为“群众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由群众路线又发展到群众智慧。到了和平[注: 和平通常指战争之间或没有其它敌视暴力行为的状态，也用来形容人的不激动或安静。和平可以是自发性的，政治鼓动者可以避免过于激动；和平也可以是强制性的。]年代，还是这样，所以五六十年代都是集体编书。国外也有集体编书，那是每人单独写一章或几章。但中国不是这样，大家都来写，写了一章大家讨论，修改，结果是把个人意见都抹平，变成四平八稳新意全无的最大公约数，这就是当年的规范的著书方式，好像是发扬了“集体智慧”。不仅在制度层面，而且在思想层面，这成了一种“定势”——群众、集体一定优于个人。体力劳动、打仗作战，集体合作有一定道理，但应用在智力创造方面，恰恰行不通。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军队的形式、战争的经验，把军事上的那套东西铺到社会上。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很厉害。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队上”，这太重要了；推广到社会上，就是一直到居民委员会，管到所有人的所有一切。所以到“文革”时，“五七干校”变成军事建制，我们社科院哲学所成了第二连，学部变成团、营，我们第二连分成三个排，排下面再分成班，完全是军队建制。这些变化都很自然，大家也“很自然”地接受。建国[注: 建国有以下这些年号上的含义： 1.王莽的年号始建国的另一种写法 2.建国 (北魏) 1.始建国始建国（或作建国，元年：9年 - 末年：13年）是王莽所建新朝的第一个年号，共计5年。]以后很多思想和制度都是从战争时代和军事生活里来的。比如我们经常看见的“便民告示”，这本是军队的语言，还到处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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