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说到底，“思辨的智慧”也还是为了人的生存。

    刘：一切都要马上有用，这是没有远见的表现。一个民族不能只求眼下的生存，还应该为长远的未来撒下大量看不见收益的良种。这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现在中国人好像更加急功近利了。

    李：我还有一个观点，过去也曾经说过：理论家应该和实践家分开，哲学家、思想家应该和革命家政治家分开，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集于一身。哲学家不能去做什么“哲学王”，也不应追求成为“帝王师”。这样，理论才可能独立发展。革命家政治家是社会变化的直接实践者指导者，他们所需要的支配、影响群众的热情，和理论家的热情，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也不会一样。所以，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与革命家、政治家、各种集团的领袖们，应该作出明确分工。理论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而革命家、政治家、领袖们则要求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后者要根据当下的现实形势、利害关系、策略考虑来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这就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容许一种。理论家们却可以不计当前利害，从较长远的宏观视角来把握、思索和争辩。当然理论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我现在是一种“理想型”的划分。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过去哲学只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哲学视角是深刻的。但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引领实践这一改变，却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人来承担。如果是同一批人，二者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就很可能使两个方面都发生误导。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争辩的，革命或政治决定则即便激烈争辩也必须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但从古到今，总有好些学人想着“应帝王”，想做帝王师。冯友兰如此，贺麟也如此，我至今记得贺麟和我聊及蒋介石[注: 蒋介石（1887.10.3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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