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钱学森由光合作用计算推论亩产粮食可几万斤，便只是一种单项的物理学上的逻辑可能性。要落实到生物体的孕育、生产，还需要有生物体内外许多其他因素、条件、结构的组合，才有现实可能性。两种可能性距离非常之大，但都很重要。钱后来可能注意和关切到逻辑可能性和西方理性思维在推论、认识中的不足，而重视直观把握现实可能性的中国思维的特征，包括他对气功等有那么大的兴趣，均应与此有关。人的思维、心理，的确还有好些秘密尚未被把握和发掘。钱学森抓住灵感做文章，也可说是抓住了中国思维的优势，中国一直喜欢讲“顿悟”、直觉等等。但中国思维也有很大的劣势，劣势就是在“数”。这个“数”不只是数学、逻辑，也包括抽象思维。它以几何学为范例，呈现出西方的思辨智慧的优势。

    西方哲[注: 方哲，女，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节目嘉宾，因为参加这个节目而在网络上走红。]学很强的地方，就是数，就是几何学。毕达哥拉斯太了不起了，他同样把数与宇宙和谐联在一起，但比中国讲的深刻多了。他们有严格的逻辑训练和论证，这本身有很大的价值。这是抽象的思辨，中国非常缺乏。中国有“度“，有“感性直观”，也有经验，但不能上升为抽象思辨的科学理论。中国的阴阳五行图式就是一种类比而不是逻辑，类比是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活动，比逻辑宽泛自由得多，但缺乏抽象性和严密性。西方学人为什么说中国没有哲学，重要原因是其中缺少逻辑。胡塞尔和杜威的《逻辑研究》都是哲学著作。在西方，哲学和逻辑经常不能分家。

    我一直强调这两种智慧各有优长缺失，不分高下而可相互补充。我特别强调中国的生存智慧要认真地努力地学习西方的思辨智慧，即使对自己的优长也需要经由思辨理性的分疏处理，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新发展。这又是另一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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