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孔子学说的传授，特别是无意争正统的仲弓、闵子骞、子游、子夏、有若、曾参等孔门高徒所传授的孔子学说，虽不免因为各人学养、个性、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偏重，不尽相同；但从《礼记》等典籍可以看出，这些弟子直到老年还在不断地交流、磋商与合作，都在尽力忠实地传承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文本化、系统化，不仅是由这些弟子奠定基础，主持完成主体工程者也是这些弟子。也就是说，正是这些孔门高徒全面地传承了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没有明显的偏离或偏废。一是因为这些高徒大都长期追随孔子，得到孔子亲传亲授，对于孔子的学说和为人有颇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即使个人当时理解有偏差，也会在日后反思、提高的过程中得到改进，在同门的交流、磋商中得到互补和校正。不可能人生阅历和学养丰富提高了，已经成为一代大师了，还是停留在年轻时代对孔子的理解和认识水平。以往学界关于孔门弟子分学派、争正统、传学各有偏差以致尖锐对立的说法，既任意夸大了孔门的思想分歧，也严重缺乏发展的观点。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孔门弟子设教授徒的时代，与孔子距离不远，社会的发展巨变及其对于教育的影响，尚未形成像再传弟子以后那样巨大的不同。《汉书·艺文志》引刘歆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七十子未丧，其传述的微言“大义”也就未“乖”，儒家内部也还没有分出尖锐对立的学派。
第三，《韩非子·显学》言儒分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这些学派，应当是自七十子去世以后、直到战国末期这二百多年间，陆续产生的一些有影响、有争正统表现的儒学别派。其中“子张氏之儒”最早，开派别立而“自谓真孔”者当为子张弟子。其别立宗派的大致原因是：《论语·子张》记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又记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秉性稍嫌偏激（子曰“师也辟”），其传学亦不免有所偏激，与后起的墨子有点接近。如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爱有差等，就与好“为难能”、“堂堂乎张也”有某些近似。而有子、曾子的门人在编定《论语》时，出于排斥墨家的需要，把上述子游、曾参赞[注: 参赞一词来自于儒家经典《中庸》中之概念“参赞化育”，指人于天地自然间的参与和调节作用，现在多指驻外大使馆中顾问、参事之类之职衔（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扬子张而有所保留的话编入《论语》，对于子张及其弟子持有所保留的态度可想而知。“子张之儒”受到贬抑，才需要自我标榜“真孔”，遂成为孔门后学中最早别立宗派者。此后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又陆续产生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等有争正统表现的儒家学派。其中颜氏、漆雕氏之儒，虽然打着颜渊、漆雕开的旗号，但开派者是其后学而并非本人，不然就不会列在子张氏之儒后面。可见，儒家八派是历时性的，产生顺序大致如韩非子所列；并非并时性的，更非七十子时代就已经产生。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说前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是对的；但并非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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