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判断子夏氏之儒是否孔门正传，以及子夏的著名弟子是否具有儒家色彩，应当与孔门同类弟子比较，而不应当以所谓思孟“纯儒”作标准。受史料所限，今日所知道的子夏著名弟子，如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多属于政事、德行弟子。把他们与孔门“文学”高徒比较已属不类，再用思孟“纯儒”的标准来衡量，自然会感到其具有非儒家的色彩。如果改进比较方法，把子夏门下的政事弟子及田子方、段干木等德行弟子，与孔子门下政事、德行弟子如冉有、子路、子羔、樊迟、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曾参、原宪等作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其实并无大的不同。或者说，同样是在材料极为有限、难以观察判断人物主导性格和思想全貌的情况下，原来所作“子夏著名弟子多具有非儒家色彩”的判断，未免有武断或者片面之嫌。又由此推断子夏作为其师，也具有“杂儒”特征或曰非儒家色彩，就更属武断而难以成立了。

    总之，当我们克服了一些成见和主观、片面的方法，就会发现以下两点：一是子夏西河教授长达六七十年，子夏弟子或曰第一代子夏氏之儒，应当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这个群体也像孔门弟子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儒者，从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木、曾申、公羊高、谷梁赤等著名弟子的有限史料来看，显然有德行、政事、文学等科类。二是把子夏的各类弟子与孔门同类弟子作对比，差别并不大；即使已演变为前期法家的政事弟子，如李克、吴起等人，也不失其浓郁的儒家色彩，或曰孔门儒家的思想烙印。如“李克务尽地力”（《史记·货殖列传》），与《论语·先进》记冉有所言“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的为政目标并无不同；李克、吴起为政的基本精神，与孔子“庶-富-教”和“足食，足兵，民信之”的治国方略，也是一致的。郭老《青铜时代·述吴起》说“吴起尽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质是儒。不仅因为他曾经师事过子夏与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张，政治上的设施，也无往而不是儒”；其《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说“李悝具有儒家的气息……魏文侯时本是人才集中的时代，师有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臣有翟璜、乐羊、西门豹[注: 西门豹正文　　中国战国时期魏国人。生卒年不详。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6年在位）时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令。邺地临近漳水，常遭洪水为害。]、吴起，大抵都是儒者”，乃是据史料作出的判断。只是这些卓具见地的观点，混杂在一些不尽正确的观点和论述中，需要我们去认真选择、学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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