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为二的，他在《与汪尚书》一文中说：“既取其文，则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讲也……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晦庵集》卷30）这段话对重新思考文道关系问题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明确告诉人们，所谓“道”有两个概念：其一，道“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此为文章中体现的“理”；其二，“道外无物”，此为作为天地本原之“道”。明确认定“道”为文章所体现之“理”，文道关系问题的讨论才有可能。另方面，他让人们理解，“道”和“文”，即不是两个本源，也不是两个事物，读者也只能“即文以讲道”，如此“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这为进一步探讨文道关系指明了方向。
寻找新的表述：“文与道一”说出现
朱熹的影响是很大的。南宋以后，在元明清三代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中，“文以贯道”已基本不见，“文以明道”还在使用，但出现频率也不高，只有未被朱熹指明批评的“文以载道”依然流行。大约也有学者明白，朱熹对“文以载道”并不肯定（查遍朱熹著作，唯一一次提及“文以载道”，是《朱子语类》卷94载朱熹答人问周敦颐“文所以载道”章，朱熹只作了简单文字解释，既无阐发，也无评论），所以，一部分人致力于寻找文道关系更恰当的表述。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就有“文之炳焕而晖，即道之贯彻而一”（《陈文晖道一字说》）的说法。文与道二而一，一二二，又既非二又非一，是这部分学者的共识，但要找到恰当的表述，并不容易。也出现过诸如“道即文”等等错误认识与表述，但没有为文论界接受。经过百馀年的探讨，到元代中后期，终于找到了“文与道一”这一表述。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这一表述的，是活跃于元文宗[注: 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1304～1332），武宗次子，明宗弟，母文献昭圣皇后，唐兀氏。讳名图卜特穆尔，中国元代第十二代皇帝，]到顺帝前期的许有壬，他说：“文与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与道二，而天下之教衰。”（《题欧阳文忠公告》）不过他只是从道统与文统关系立论的。元明之际的王祎则说：“道与文不相离，妙而不可见之谓道，形而可见者之谓文。道非文，道无自而明；文非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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