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质。李、蓝自学术始，以政治批判终，文风也跋扈起来，首尾断作难以自我说明的判然两截。1957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再次为另一位“小人物”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辩护，顺便这样谈到李：“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这话当时虽然李希凡并不知情，但政治，已将文学青年李希凡绑在了红旗猎猎、黑白分明的战车上，拉拖曳拽，时而波峰时而谷底，对他来说，不知是耶非耶？荣耶辱耶？福耶祸耶？运动结束后，以后来定性始初，令人百口莫辩。但人们最看重效果。后来，我们在许多场合看到，李希凡一再地解释他们初始的自发性质和学术目的，但总被人不解。甚至有人怀疑他所说的所有的话，包括那封投向《文艺报》的“问询信”，是否存在。
俞平伯不“喊冤”
俞平伯，接受了观点上放弃自传说、色空论的矫正，这促进、加速了他的观点“质变”，彻底从考证派变成文学本位派，但对运动中罗织罪名、恶语相加、群言围攻却一直耿耿于怀。错与非错，一言难尽。后来在各种场合被反复追问，人们力图挖出“异闻”，特别希望被访者诉苦，这使俞平伯极其反感，到了“倦说”（历历前尘吾倦说）的地步。俞平伯出于对现实中国的热爱，出于对《红楼梦》的热爱，没有在新时期翻身以后以“还乡[注: 作者 《还乡》发表于一八七八年，是托马斯·哈代（1840—1928）创作中期的重要成果。哈代这位英国十九世纪末期的大小说家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大诗人，]团”的心态秋后算账，添油加醋，或反攻倒算，或叫屈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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