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发没有发过那封“问询信”，刻意追究，只能落实到事务工作是否细致负责的责任上。据说《文艺报》在被批判时对这件事调查过，但因涉及到很多技术细节，轻言任何一种结果，或者根据一方之词妄断，都将是不负责任的，因此追究责任也是不明智的。李希凡说发出过，而接受者杨志一说没有收到过，如此争论必然分散批评的焦点，这显然也不是冯雪峰领导上的主要问题，也不是毛泽东批评文艺界的主要目的。毛泽东需要的不是《文艺报》严明内部纪律和工作秩序，整顿来信登记制度，而是要迅即将批判矛头对准学术上流行的胡适唯心主义——红学上执著于事件比附的“考证论”。所以，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袁水拍[注: 袁水拍 (1915～1982)笔名马凡陀。江苏吴县人。中共党员。肄业于沪江大学。1937年在香港参加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候补理事、会刊编辑。]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并不再从一封信入手，或者说忽略过了“问询信”的问题。
今天看来，在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毛泽东、冯雪峰、李希凡没有对立，没有分歧，但在如何运用适当策略，使马克思主义迅速走向前台上，是和缓地对待“权威”还是言辞激烈地对待权威，毛、冯、李立场各异。换言之，毛泽东希望吹响激越人心的冲锋号，李希凡急于在敌对的碉堡上插红旗，冯雪峰则在阵地上说我作为共产党人占领着阵地、掌控着阵地呢！他们三个人在一个营垒内部，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严重偏差。
毛泽东的那封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矛头主要是对准党内的，是党内占着阵地的人，对准的是党对文艺领导的不力状态。1953年，毛泽东即批评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周扬在文艺斗争中政治上不展开。现在毛泽东旧事重提，《清宫秘史》、《武训传》批判得不彻底，直到这次《红楼梦》事件，充分暴露了问题的严重。这就是只知道团结“大人[注: 大人是旧时称地位高的官长。-daren]物”，阻拦“小人物”；对“权威”有求必应，对“小人物”摆出“老爷态度”。为了加强批判的力度，毛泽东在不断地提高着调门。我们知道，毛泽东在黎之《〈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的文章发表之后，自己批阅该文时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