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让许多人心头为之一震，北京大学新设哲学门（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主要课程包括：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认识学、社会学、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教育学等。而1903年张之洞[注: 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修订《奏定京师大学堂[注: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 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章程》时，奉行的依然是“忠孝为本”“经史为基”，列经学科11门，即易、书、诗、左传、春秋三传[注: 概述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诸门。在张之洞看来，“哲学”这一来自异域的名称，会对中国已有的秩序产生危险。因为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哲学”一词，“哲学”的涵义源自古希腊，意为“智慧”，“哲学”的名称译自日本。
“在当时，‘哲学’是一个新名词、新事物。它是西学东渐刺激下，传统学术面向现代西方学术接轨和转型的产物。”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近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王中江教授解释说，“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和中国两个伟大的理智传统彼此都是独立发展的，但到了现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西方的理智传统终于同中国的理智传统会合了。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对此感到惊异是非常自然的”。
惊异还不止于接纳“哲学”这一新名词，如何为这一西方的名词赋予中国的内容，是更令人称奇的事情。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东西文化、新旧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出路。
“哲学的西方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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