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了‘中国哲学’本质上就是纠结的，纠结在古今中西之间。一方面，‘哲学’自然地要求将中国的思想纳入西方的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又使得哲学必须能够呈现华夏民族固有的精神和价值。于是，中国哲学的开展就在以西释中和以中释西里徘徊和延伸。也就在这种徘徊和延伸中，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创造性解释历史性地展开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和解释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如是说。
胡适开创了援引西方哲学整理中国哲学材料并由此创建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模式，但没有真正揭示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撰写与出版，则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创建已具规模，真正奠定了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学科的基础。从此，中国哲学学科日趋成熟，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哲学这门智慧之学、群学之源，以虚怀纳善之真诚、精进不已之大勇，对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命运予以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
“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建立是我国现代哲学的一个真正的开端，它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组成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学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鉴传今研究员认为，“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格局，在世界哲学中是十分独特的。它力图在思想融合中创造新的学术，用思想观照时代，解决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问题”。
平凡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
1917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来了一位新主任，他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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