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师的名字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其人则无缘相见，所以，每当哲学系开全体大会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总是要对这些老师们认真地端详一番，”1954年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第一个被选派留苏的研究生侯鸿勋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依然兴奋不已，“这一人才济济的盛况，迄今也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张岱年曾分析说：在上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清华大学哲学系，学风有所不同。北大哲学系重视考据，重视中外哲学史的研究，熊十力、汤用彤是佛学专家，张颐、贺麟是黑格尔专家，郑昕是康德专家。清华哲学系在金岳霖、冯友兰的领导之下，赞赏英国穆尔、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北大的哲学系同仁都热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注: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全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德国人，世界著名思想家。]、列宁的著作，当时金岳霖、冯友兰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有较深的体会，实现了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50年代以后的北大哲学系不仅是旧北大哲学系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清华等校哲学系的继承和发展。

    任继愈则论述说：经历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的教师队伍打破了各校长期隔阻、南北不通气的格局，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校风。人们在众多流派中各自汲取所需，取精用宏，不名一家。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北大哲学系把哲学的种子播撒于海内外，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著名的哲学大师、艺术家、作家、企业家和政治家，成为共和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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