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三部电视剧的编剧兰晓龙则纯是科班出身，在中央戏剧学院接受了专业系统的“填鸭式”学习。《红星照耀中国》是兰晓龙给单位写的第一个话剧剧本，他说那是自己第一次认真写东西，当时只拿了300元劳务费。“我要求我的每一句话都要吸引观众，所以我是写台词，不是写故事。”但是另一方面，台词和故事又是一个整体、是完整的平台，得寻找平衡的互相依托的状态。

　　名编剧·创作

　　张笑天回忆说，他初当编剧的那个年代很注重艺术交流和深入生活。中日作家交流活动中，长影厂经常把日本电影剧作家请过来，看他们的影片，并进行欣赏、研讨，隔年长影厂再带着电影去日本交流。

　　当时日本的剧作家对张笑天的“两栖”身份很奇怪：小说家怎么可以是电影剧作家？“这确实是两个行当。有些小说家很难改动自己的剧本，那层纸就是捅不破。为什么？说白了，影视剧本要画面来说明问题，每个镜头都是画面，是综合艺术，小说是个人艺术。”张笑天说，长影厂一千多个艺术家都在深入生活。自己对电影不熟悉，就得下苦功夫。那时候江青为了表示对电影界关心，经常把西方的电影推荐给长影厂看。张笑天看过电影之后，一宿不睡，凭记忆将电影从镜头到台词从头至尾整理一遍。第二天同事们一看，惊讶得不得了，问他：“你从哪里抄来的角本？”他去车间看工人怎么配样片，请教技术问题，不耻下问。所以当他担任厂领导之后，厂务会讨论样片，他时不时地蹦出来的专业术语，令人刮目相看。

　　王海鸰说，好的戏剧架构与好的文学呈现之有机结合，便是好的电视剧本。当然剧本的文学和小说的文学同也不同。相同在于，注重人物刻画；不同之处则在于刻画方式。“戏剧架构更多的是一种技巧，文学呈现除了努力还得靠天赋。技巧可学，天赋可遇不可求，而对剧本的创作来说，拼到最后拼得是文学。所以每当有人信中跟我说想学写剧本时，我总要问一句，你有没有达到发表水平的文字？”

　　回忆起来，兰晓龙称大量的观剧让同学和老师都“去了半条命”。文化课不多，重头课是新闻戏剧和古典戏曲。“我最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莎翁的戏剧不定义，很自由，在真实的基础上虚构，而不是死抱着真实的大腿。这些也是我在创作时努力追求的。不去把要领强加给观众，而是有更多的思维空间，不去码着现实写东西，这样会变成伪现实。”

　　《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剧市场中，兰晓龙的作品总是叫座叫好，其中到底有何秘笈？对于这个问题，兰晓龙说，首先应该尽快远离你的上一部作品。“写剧本最难的不是技巧和故事，难的是你得明白这部戏你要写什么、珍惜什么。我对于好剧本的界定，第一条是要让演员成为他将要扮演的角色，他愿意成为这个人。至于往下要滴水不漏都是其次的。做编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独立完成过一个大戏。编剧是体力活，一个剧本的文字可能将近一百万字，像是一次长跑，是对作者体力和耐力的考验，谁都不可能上来就跑一万米。这方面的积累是有效的积累。”

　　兰晓龙认为，这三个戏，哪部都不难写，“你知道你要写什么的时候，它会推着你走的，而且它给你推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它可以让你同时满足商业、电视台、制片方和制作组。”

　　兰晓龙曾说，影视不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流程全世界都是一样，流程包括很多手段和技巧，真正最重要的则是心态。兰晓龙的心态如何？他其实是一个“好玩”的人，也是爱玩的人，更像是校园里玩心很重的大小伙子。他喜欢玩游戏，甚至有的写作灵感也来自于游戏当中。但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的创作放松自如。他的下一部作品，也将是“好玩的故事”，“名字叫《好坏丑》，不是战争题材，有点儿像加勒比海盗，很传奇，很现实，又很有情节，我觉得会比前面这几个电视剧好看，包括《生死线》。”

　　小说《生死线》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稚用“虐”来形容《生死线》，因为她做文学编辑十几年，第一次遇到能让她哭两次的小说。静下心来，刘稚分析了兰晓龙让人掉眼泪的“三招武器”。“第一，心狠，他太狠了，把情节写得特别残酷；第二，手辣，他的手段太高明了，他经常是一场戏同时写活好几个人物，然后他可以用三句台词就概括人物几年的漫长经历；第三，眼尖，他的眼光太尖了，兰晓龙对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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