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仍然认为自己在编剧方面不是最擅长的，写剧本有点“浪费才华”，“那只是第二遍创作，改编一个东西，不能使我焕发出最大的创作力。而且从创作上来讲，不够刺激。写小说得到的刺激和快感，是写电影剧本无法比的。”

　　兰晓龙说，写作《我的团长我的团》，还是自己感动自己的过程，最打动自己的人物是龙文章。“龙文章是军人的身份，经常要面对极端，我也是军人的身份，又是双子座的，经常考虑事情的两端。我非常清楚这种内心变化，但是观众并不能体会得到。比如龙文章作为军人心理深藏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是找死，诸如此类……”

　　军人经历对兰晓龙产生的影响，莫过于“责任”。他说：“军队被要求最多的是责任感。我不可避免地，每做一件事，都会下意识地承担没人要我承担的责任。比如一部戏写出来，我会考虑对今天的社会有什么作用，哪怕只是牛毛般的作用，也会下意识地想它，不论做得到与否。”

　　名编剧·稿酬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编剧的报酬也水涨船高。

　　石康是从1992年开始做编剧的，首部电影《天生我才》，讲了一点子大王的故事。他说，当时预付一般是全部稿费的30%，写完剧本，可以拿到40%，剧本通过了，投资方满意、开拍了，编剧才能拿到最后的约30%。那时编剧一集八百到一千块，行情都一样，都是吃“大锅饭”。“只有你的剧红了，才有资本去争取地位和报酬。”石康说，“2000年我的剧本价是3万，到2004年，接手做《奋斗》前，跌到两万五。那是写红了剧以后才能挣，那时给你写的机会已经很不错了。”但在2009年，他仅凭一个剧本，就赚到了1000万。

　　1992年那时候，全国最高的编剧稿酬也不过是3500元一集。18年过去，王海鸰的报酬涨到了15万元一集。但是，即便名气如张笑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善意”的欺骗。一些朋友找上门来，请张笑天写个剧本。写完了，却没钱拍，不了了之。张笑天不急不恼，却也长了经验。现在他做编剧基本上有了固定的程序：一般是签合同付50%，交稿再付40%；导演看后提过意见，修改满意后再付10%。“小说可以随意写，电视剧不能，那算是买方市场，跟市场加工订货一样。”张笑天说，“每年找我写电影电视剧的特别多，多到推不开门的程度。有的我明确表示不写。一般我喜欢的题材就写，接手的大多是胸有成竹，接了就会比较顺利地写出来，没有推倒重来的时候。”名编剧·妥协

　　在导演和演员的眼里，王海鸰是“很好说话”的编剧，她的电话是公开的，剧组人全知道。

　　不论是谁，不管名气大小，只要提出合理的想法，王海鸰都会改，往往是直到开拍都在改剧本，而且一定是自己改，因为改剧本往往牵一发动全身。“编剧是第一车间，要负责到底，改了后只会对你好。作为编剧，我非常合作，不辛苦就保证不了作品的质量。一部剧的质量取决于编、导、演水平的平均值，在这里，我认为最好的合作状态是，各司其职。”

　　王海鸰将剧本的创作过程称之为是“戴着镣铐跳舞”。比如前段时间北京台热播的《相伴》中，有政策方面的限制，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度”在哪里，作者应了然于心。不让写的一般情况下就不要写了，免无用功。故事需要必须得写的，就想办法变通。

　　王海鸰说，《相伴》女二号鸽子，就必须让她未婚先孕有一个遗腹子，又必须让她是一个志愿军战士，而让志愿军战士未婚先孕单身带孩子政策上必须是通不过的，作为作者，就得在这几个“必须”中想出一条可兼容通达的路，这是向政策妥协。

　　还要向投资方的成本妥协。如《相伴》第3集第20场戏原本安排在火车车厢内，张国立提出还原抗美援朝车厢内场景难度很大，她就想办法把这场戏改在站台进行，这改动对戏无大伤害却能省下相当的开支，“电视剧也是产品，也要考虑性价比”。

　　有时，还得向演员妥协。比如你写了一个角色是公务员，而出演这角色的演员多次演过公务员希望能换个职业——比如医生，这演员很优秀且有市场，那么，权衡之下，就要想办法满足他的愿望，同时保证不影响剧本质量。

　　王海鸰认为善于妥协善于变通是编剧的基本功之一，“电视剧编剧就是匠人的角色，需要不断妥协，电视剧政策上限制多，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要考虑，投资方成本也要考虑，有时候也要向演员妥协。”但这所有的妥协变通须有底线，那底线就是，不违背生活真实，不违背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失去了自我的妥协分文不值。”

　　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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