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名单应很能显示唐代进士与诗歌之“群”的关系。
再看诗人群的情况。据贾晋华博士《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一书，可知在一定的时段、聚于一地从事诗歌唱和所形成的诗人群体情况。书中对隋唐之际的河汾作家群，太宗朝宫廷诗人群，高宗武后时期三大修书学士群，中宗朝文馆学士群，大历浙东诗人群，大历浙西诗人群，韩孟诗人群，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襄阳诗人群，咸通苏州诗人群，以及唐末五代庐山和泉州的两个诗人群，都作了详尽考论。若不论几个宫廷诗人群，由《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可知，参与这群诗人活动的原有58人，可考者38人，可能参加者7人，虽多系中小诗人，声势却相当大。颜真卿任湖州刺史4年半，邀集一批文士诗人编书、作诗、论诗，大开诗会，前后聚集了95人，形成了大历浙西诗人群。襄阳诗人群成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徐商镇襄阳，段成式、温庭筠等游幕唱和，辑成诗集。咸通苏州诗人群在宣宗咸通年间，皮日休为苏州刺史崔璞从事，与陆龟蒙唱和，陆又与多人屡次集会，多有联诗，并结集10卷。庐山诗人群系唐末五代所成，持续半个多世纪，先后聚集了20多人，为两个创作群体，前一个为僧道、隐士、进士和官员，后一个因南唐恢复科举并以诗取士而生，与进士制关系更密切。唐末五代的泉州诗人群因避中原战乱而生成，是僧人与进士的集合体，韩等重要诗人亦曾来此。
隋唐之际的河汾作家群生当乱世，自难参加科举考试，太宗朝的宫廷诗人多系由隋入唐的大臣或弘文馆学士，仅上官仪为进士，而自此的宫廷诗人群则颇多进士出身者。高宗时以许敬宗为首的修书学士群、武后前期北门学士群、武后后期珠英学士群，以及相继的中宗朝文馆学士群，都是宫廷诗人，其中的上官仪、李义府、李峤、沈期、张说、宋之问、李、苏、卢藏用、杜审言等，都曾登进士第。他们在进入宫廷后，可以看作进士的“已完成式”，却仍在持续着进士的诗文之用。后面几个诗人群，不在宫廷之内，多处于求仕阶段，且处在安史之乱后贵族政治彻底崩溃，进士文化完全成熟的历史时期，与进士文化的特点更相合，此在下面再论。至于隐逸诗人，如前所述庐山诗人群，人数不少④，其中不乏真正的隐士，但也有走隐而求仕道路者，对于“终南捷径”与进士文化的关系，亦在下面再论。
由集会总集所定的诗人群是较为稳定的创作群体，另有因创作主张、艺术思想相近，互相交往、唱和的诗人群，一般以之作为唐诗风格流派看待，如初唐时方外十友、中唐的大历十才子、晚唐的咸通十哲、芳林十哲等，其实也具有“群”的意义。
《新唐书?陆馀庆传》云：“（馀庆）雅善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善微、司马承桢、释怀一，时号‘方外十友'。”姚合《极玄集》李端小传载：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新唐书?文艺传》亦云：“（卢）纶与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十才子”的得名与交游唱和主要在大历初年，因多出身贫寒，故依傍权门，在权豪华宴上联袂唱和，后来各奔东西，诗风各异。“咸通十哲”指晚唐懿宗咸通时期的一群诗人，《唐摭言》卷十云：“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张乔，及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⑤据研究，这群诗人有三个特点：“其一均出身寒微，久游举场，四方飘游，未为显宦；其二都广结僧人，有一段隐居经历。……其三……许棠宣州，张乔、周繇池州，喻坦之睦州，任涛筠州，郑谷袁州，均为江南东、西道人。李昌符原籍亦未详，……亦以江南人可能为大。唯温宪太原（亦久居江南）、张清河，为北人。十子之目得自长安，而其主体却为江南人。”⑥“芳林十哲”亦见《唐摭言》卷九：“咸通中自（沈）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
此外，还有唐人普遍的唱和，虽非集体创作，但也可视作“诗可以群”的一类。由于中唐以后诗人成为进士者渐多，进士文化真正与诗人及诗歌创作密切关合，故中晚唐诗人“群居相切磋”渐成风气。除韩愈为首的一群外，不少著名诗人任地方官时，常有诗歌唱和，如杜牧为刺史时，孟迟、严恽、李郢曾先后相从。从诗人个人的交往唱和而言，分别有：贾岛与韩愈、孟郊、张籍、王建、姚合、无可；赵嘏与元稹、沈传师、沈述师、卢弘止、杜牧；马戴与令狐定、姚合、贾岛、无可、李廓、顾非熊；喻凫与姚合、顾非熊、方干、无可；刘得仁与姚合、无可、段成式、雍陶、厉玄、顾非熊；刘驾与曹邺、薛能、李频、聂夷中；李郢与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方干、鱼玄机；曹邺与李频、郑谷、张、李洞；储嗣宗与顾非熊、顾陶、司马扎；李昌符与张乔、李洞；林宽与许棠、李频；周繇与段成式、温庭筠、韦蟾；周朴与方干、李频；王贞白与罗隐、方干、郑谷、贯休；崔道融与方干、司空图；曹松与贯休、方干；女诗人鱼玄机与温庭筠、李郢。不少诗人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分别与不同的诗人交游：如方干不第隐居会稽鉴湖时，与郑仁规、李频、陶详相善，咸通末，与段成式、吕述、于兴宗、李群玉等唱和。
我们尚应注意唐代诗僧这一重要队伍：灵一与李华、张继、皇甫冉、朱放、张南史、李纾、严维唱和甚多；皎然居湖州时与陆羽、吴季德、皇甫曾、崔子向、李等交游，在湖州时，历任湖州刺史颜真卿、崔论、卢幼平、陆长源等，均与之交游唱和；无可则与姚合、朱庆馀、贾岛、顾非熊、章孝标、殷尧藩、马戴、段成式、厉玄、雍陶等为诗友，唱和甚多。唐末五代的尚颜，与方干、陈陶、陆龟蒙、郑谷、司空图、吴融、李洞，诗僧齐己亦有唱和。以上仅分从一人言其相交唱和，各人间形成互相交叉的复杂现象更难以尽述。由于某一诗人树立起的榜样，使得师从者成风，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创作群。如晚唐时期的“咸通十哲”与贾岛、姚合诗派较为相近，而“郑谷晚年归居宜春后，又有南昌孙舫、长沙齐己及连州黄损等从之学诗。后二人又与郑谷共定诗格，为湖海骚人所宗。又形成一诗人群”⑦。
由上可知，唐代的诗歌集群性创作活动，无论从历史延续的时间看，还是从地理分布的范围看，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三 进士文化与唐诗之“可以群”
以上对进士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唐代诗人群作了描述，现在进而论述进士文化与唐诗“可以群”之间的关系。
我们很难在本文中对进士文化作出全面的定义，仅能就与本论题相关者概言之。
首先，进士制的推行引起了政治的变化。进士制始于隋，继于唐初，陈寅恪先生《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认为，起根本变化的是武则天时期。由于武后“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于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⑧。这是对推行进士制后政治变化的精辟论述。
其次，社会的宗尚，普遍的追求，使士人们确立起新的价值观。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又说：“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⑨这一段话可以理解为：对“白衣公卿”的追求，使得其他才能、资质“咸以是而晦之”，
历来所重的“修身慎行”，竟然“虽处子之不若”。可见，进士制对传统价值观的改变确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以诗取士引发、造成了士人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改变。肃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奏批评进士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策试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几同挂壁……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者为常经，以向背为己任。校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盛于当代。”⑩其中不少就涉及思想与行为方式，其负面评价只能说是评价标准不同，而难以说是不实之词。宋人李昭说：“唐自元和以后，士人多以辞章游王公之门，谓之投卷。所幸者，大则荐闻于朝，小则资以赇货。士之急于人知，无盛于此时也。”11“校刺干谒”确实成为了进士文化的一个具有群体性的特征。
如果说以上三方面是进士文化的主要特点，那么，这些特点与唐代的“诗可以群”又有什么相对应的关系呢?
首先，因推行进士制所引起的政治变化，对士人们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使得儒家传统的处世方式仅向“兼济天下”一端倾斜。唐人因“兼济”而“群”，并形成了具有时代精神的诗歌创作群体。顾名思义，“兼济”是从自我出发、兼及他人而济众，由“独善”之一人，而至天下之众人，本身即具“群”之意义。“出”与“处”则取决于“道”，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是传统的原则。而“道”之有与无除了为政之清浊、民生之欢戚外，常又与士人自身的感受相关。若朝廷重视自己，就有出路，有路即有“道”，应是很直观的体会。
唐朝立国不久，太宗就下令修订《氏族志》，“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之前”（《旧唐书?高俭传》），不少出身布衣者，以功业成为唐初新士族。高宗时，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五品官“皆升士流”。武则天为排挤唐宗室和旧功臣，下《求贤制》，用人“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尤重进士科，使得一批寒素布衣得以进入政权。唐玄宗实行以诗赋取士后12，更使诗人们产生出足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实行，改变了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的选才选官方式，打破了贵族门阀对政权的垄断，庶族知识分子能“怀谍自列”，凭借学识、文辞踏上仕途，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也满怀信心地以田舍郎可以登上天子堂自励。加之以受南北统一、国力强大、盛世来临的鼓舞，逐渐形成了一种充满希望、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追求功业、强烈自信、匡时济世、从政报国，成为时代的声音。慷慨昂扬、蓬勃向上是诗人们的共有基调，即使不达、不遇而感叹时运不济、功业难期，仍梗概多气、志深笔长。这种集体性的品格和精神，造就出唐诗“可以群”的基础，诗人们普遍具有这种精神和信念，也就自然形成了诗歌的创作“群”。安史之乱以后，贵族退出政治舞台，进士文化成熟，诗人群出现更多。
其次，新价值观的确立，使得人们尤重诗赋，士人几与诗人划上了等号，对诗歌的普遍重视必然造就出群众性的诗人队伍，形成了前代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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