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改变，造成了唐代精英文化的开放性、外向性：不是自我封闭的“独”，而是积极交游的“群”。进士制与诗赋取士的逐渐完备，将士人培养、塑造成诗人，也使得诗歌创作从自诉变为了及人，“群居相切磋”为之发扬光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们的生活圈子相对窄小，政治黑暗，迫害有加，人们心有惴惴，易入于内向。唐代不然，生活在思想开放、三教并行的环境中，不似六朝士人那样热衷于谈玄或佞佛，或在内省式的论辩中思考“名教”与“自然”的孰可相从，人们受时代鼓舞，奋发昂扬，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主动接受胡风胡俗影响，以至于放浪通脱、不检细行。唐人不似六朝贵族那样静态地“养望”，而是以增见识、重交游、广声誉为目的，漫游东西南北各地。他们“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华鲜，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13

    唐代诗人在漫游中开阔眼界，了解山川风物、民情风俗、历史掌故，增长见识，又交结朋友、切磋文学、作诗争胜、揄扬名声。同时，改变了以往重在修身、依仁游艺、奉行中道的儒者传统，大大发挥了文苑精神，追求身心自由和文辞美妙。而恰是这些特点，为诗歌创作、欣赏、传播提供了基础，为“诗可以群”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也使得“诗”之“群”具有了不同于以往诗歌发展史的新形态，和有异于前述上层之“诗”或下层之“歌”的作者基础。甚至官员与文士不讲身份，以诗会友，以酒相交，杜甫《饮中八仙歌》就是典型的例子，《竹庄诗话》评之为“见开元太平人物之盛”。

    开元人物之中，出现了我国诗歌史上最负盛名的李白与杜甫，思想多元、兼有胡汉文化背景的李白且不说，连固守儒家传统的杜甫，青年时代也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与李邕谈文论艺，同苏源明驰马游猎，随李白访道寻仙，后又有高适加入，在孟诸一同游猎，三人登吹台，上琴台，怀古言今，感叹吟咏。杜甫后来困顿长安，为了生活，充当贵族府中的“宾客”，为了仕进，不得不投赠诗歌以求援引，但他更多是与诗人结交：同郑虔酬唱，偕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登慈恩寺塔而作诗，后来在肃宗时期，他任左拾遗，又与贾至、王维、岑参、严武友善，也有唱和。交往和唱和，使自诉为主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在“切磋”上延续并发展了“诗可以群”的精神。

    以上三点之外，还要补充的是：对特有的隐居诗人群之生成机制，当从以隐求仕的角度看待之，这是进士文化在制度上的体现之一。唐代诗人之隐逸风气与进士制颇有关系，而且唐代诗人的隐逸又不是前代的多为个人之隐，却多集体性的隐逸，终南山、嵩山、庐山，都有很多读书求仕的隐逸之士。此外，隐逸的另一原因是养名以求荐举。就后者而言，是与制举密切相关的。据《新唐书?选举制》上：“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14唐朝历代皇帝所开与隐逸有关的制举科目，其名称短者有高宗时的“幽素科”、穆宗时的“山人科”，长者有“养志丘园嘉遁之风戴远科”（高宗），“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高才草泽沈沦自举科”（玄宗），“隐居丘园不求闻达科”（德宗），更多的是适中的四字名称，如“销声幽薮科”（高宗），“草泽遗才科”、“藏器晦迹科”（中宗），“高蹈不仕科”（玄宗），“乐道安贫科”（代宗），“高蹈丘园科”（德宗），“草泽应制科”（文宗）等。由于制举一经登第即可授官，无须如进士、明经那样要过礼部、吏部的考试关，待释褐而逐个阶梯攀升，因此，遂有“终南捷径”一说。

              四  进士前的“群歌”与进士后的“群诗”

    唐代进士科特重诗赋，进士文化也就与诗歌密切相关。由于进士文化伴随科举制而逐渐生成，是与贵族文化相对立的文化，是作为瓦解后者的新兴文化出现的，因此唐代的“诗可以群”就不是沿着魏晋六朝贵族文化的一条路线发展，而具备了前论先秦时代的两方面特点，在延续并改变了上层的“群”而“诗”同时，更提升了下层的“群”而“歌”。在引出一系列变化的同时，“诗可以群”的理论命题也在实践中大为发展。

    安史之乱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造成了贵族政治的彻底崩溃，随着庶族知识分子以才学登科，踏上政坛，进士文化更为发展成熟，“诗可以群”也有了新的涵义。前引贾晋华书所述，与进士文化关系最为密切，在诗史上地位最高的，当是以韩愈为首的韩孟诗人群，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东都闲适诗人群。二者可分别看作是进士前诗人群和后进士诗人群的代表。他们之间，还应有刚登第的“群诗”和进士后的“群诗”。

    诗人的群体性创作与进士文化有密切关系者，尤见于韩孟诗人群，他们所作可看作是进士前的“群歌”，具有《诗经》和汉乐府“群”而“歌”、“歌”而“怨”的精神。韩愈幼年失怙，苦读力学，于贞元八年（792）二十五岁时登进士第，却“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于贞元十二年（796）入汴州董晋幕。不久，李翱来汴，与韩定交，次年，举进士未第，又来汴从韩愈学文。其年孟郊亦来汴。同年十月，张籍因孟郊介绍，来汴州从韩愈学文。后韩愈往徐州入张建封幕约半年，其间张彻来徐州从韩愈学文，张籍也来探访游从，李翱亦来。在韩愈、孟郊两年多的聚会中，两人的诗风互相影响，张籍、李翱、张彻则受到韩、孟的共同影响。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回到长安，任国子博士，此时孟郊、张籍、张彻都已在京，后张署、侯喜又来。李翱分司洛中，孟郊也赴官洛阳，不久，韩愈为避谗而来到东都分司，皇甫任陆浑尉，去洛不远，李贺也赴洛客居，本居此地的卢仝与韩孟交，刘叉、贾岛等又陆续来此。于是，在元和元年至六年（806—811），韩孟诗人群在京洛地区“群”而有作，成就了元和诗坛上极有特色的创作流派15。

    这一派所作诗歌不仅在艺术上具有怪奇险涩的特点，于盛唐之音以外另作开辟，而且他们的所作，颇有与进士落第相关者，孟郊和贾岛，就以落第诗的悲怆动人著称。因此，他们所作在表达对士人本身命运的关注同时，“诗可以群”又体现为“诗可以怨”，而且“有所怨恨”又从“自歌”变为“相从而歌”。作为此派诗歌的领袖，韩愈“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叶燮《原诗》），反映在创作上，“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刘熙载《艺概》）由于自己对才高而落第有切身体会，因此，他作于贞元十九年的《送孟东野序》提倡“不平则鸣”，《荆潭唱和诗序》更认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显然，这是对《风》《雅》、《骚》《辩》以及汉乐府民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进士后的群诗有唐前期与唐后期之别：前期多为进士出身者，进入宫廷后经常从事奉制酬应之类创作，而后期则从歌功颂德转变为或具诤谏性质、或有政治意义的创作。

    先论前期之作。由于时代之变，盛世作诗，贞观时期的征边、感怀、咏史、述志之作，颇多颂扬开国功业，总结历史教训内容，气骨较为刚健，境界较为开阔，对南朝宫廷诗有显著的突破。然而，诗人一旦进入宫廷，在奉和应制之中，多旨在颂圣称美，兼有道德说教，很难创作具有个性特点、真正言志抒怀之作。形态上的“群”而为诗，除了规模之盛，并体现了“群”之“和”或也有“切磋”之义外，此期的宫廷所作，较之于汉武或曹魏时期的公宴诗，并无本质的区别，“诗可以群”也无根本性的发展。

    不过，即使是相沿汉魏六朝公宴、朝会的遵命文学，唐代也因诗人从幕客到官员的身份变化，使之在歌功颂德的主调中有所突破。如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崔融等“文章四友”，所作的侍宴应制诗，较之沈、宋等人，能较多地表现内心感受、抒发自己的情感，体现出个性化的因素。据《唐诗纪事》记载，仅景龙二年七月至四年六月的两年间，宫廷游宴赋诗就多达41起，若往上推，武后时期的情况可以想见。武后至中宗朝，“游宴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7），对于诗歌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的发展提高，有较大的推助作用，尤其是“沈宋裁辞矜变体”（李商隐《漫成》之一），更使七律为之成熟。

    后期的进士后“群诗”又可分为新乐府的一群，和为官不久就遭贬谪的一群，前者以元、白为代表，后者以刘、柳为代表。

    白居易的讽谕诗只是他作品的很小一部分，然而《旧唐书》本传称：“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评价甚高。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有云：“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本着这一精神，白居易《新乐府》自序称“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可见，他不仅有以诗干政的自觉，而且在诗歌体制上也有意识地学习《诗经》，在创作上与国风、小雅精神较合。

    从杜甫、元结发展而来的关怀民生的精神，到张、王，元、白，可看作是具有历史长度、非严格意义的创作群体；而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诗歌，虽“诗”亦“歌”，实为诗人对“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的代言。讽谕是“采诗”精神的发扬，也受到了唐代谏诤制度的影响。唐人在登进士第后，释褐颇多授职为拾遗、补阙等低级谏官，据《唐六典》，拾遗因“言国家有遗事，拾而论之”而命名，补阙则是“言国家有过阙而补正之”。担任谏官者，多有责任感：“见君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刘向《说苑》卷九《正谏》）因进谏而及于诗歌，诗人以百姓的代言人自命，以诗歌表民怨、革弊政，是参与政事的自然延伸。

    此类诗歌虽是进士后所作，却仍具有进士前“群歌”的性质，如果说韩孟诗派因感慨士人自身命运，而创作表现不平、怨愤的诗歌，那么元、白等人的讽谕诗，则构成了表现人民之怨的另外一翼。

    刘、柳是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在宪宗登位后，二王被杀，刘、柳等被贬，史称“二王八司马”。严格说来，他们并非文学创作群体，但由于“群”而“党”，造成了政党政治，也开启了唐代党争文学和贬谪文学的创作，故附带论之。孔子有“君子群而不党”之说，“群”本不应结“党”，然而实际上，又不能不相涉。后汉灵帝时，大臣与宦官间的斗争引发了著名的“党锢”，中唐时又有牛李党争，延续到北宋，更形成了政党政治。刘、柳遭贬谪后“有所怨恨”，虽非“相从而歌”，诗旨、感情与精神却是一致或相似的。就特殊的文体角度而言，他们的被贬，使之能身处荒蛮之地，有利于汲取当地“群”而作之的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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