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在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就当前学界认识颇有分歧而重要的一些问题，诸如研究的价值取向、基本理路、课题选择、理论指导、基本方法、对象界定、主要视点、视域覆盖及立场追求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助于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健康地展开。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1世纪

    从20世纪初开始起步到现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间波澜曲折，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还称不上是显学，但在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至21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有了从未尝到过的边缘化的苦涩。古代文学研究的路究竟该怎样走下去？现实需要我们作出回答。而反思历史，从走过的路中总结其成败得失，也可以为以后提供借鉴。我们在反思近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中，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研究的价值取向：个人的自适与社会的需要
    古代文学的研究本来多为个人行为，但这种个人行为之所以产生并能进行，一般都与一定的社会现实、时代精神、文化风尚等密切相关，故在实际上是很难将研究的个人性与社会性截然分开的。但就学者明确追求的价值目标来看，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完全出于学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借文学研究以自娱自适，或追求某种纯学术上的价值，达到学术上的某种自足；另一种学术研究是与社会之需要、时代之精神、文化之变革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某种社会群体的功利性。同样是学术研究，前者追求的是“传世”，后者注重的是“觉世”；前者的研究是以我为中心，后者的目的是有益于现世。所以尽管两者有时难分难解，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前者即可称之为个人性研究，后者则可称为社会性研究。
    长期以来，社会性的研究基本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往往使文人学士肩负着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使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联系起来，并往往与政治直接相关。远的不说，从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来，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已成为一种思潮。如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力主治学要“通经致用”、“明道救世”，强调“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 历史进入到20世纪，整个世界风云变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一百年总的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救亡图强的时代。特别是在民族存亡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学者能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以国家的、民族的群体利益为先，用先进的社会思想装备自己，追求社会的安定与进步，发挥学术研究的积极的社会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世纪之初，梁启超面对风雨飘摇的时代与动荡不安的文坛，大力倡导“文学界革命”，引进新学术，改良旧文学，应该说功莫大焉。后如闻一多“要为我们颓丧的民族开一个起死回生的文化良方”的学术精神，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学者不能不肃然起敬。他的有关《诗经》、屈原等研究都渗透着时代精神。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他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的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2] 他的这些结论，就既不失学术之真，又闪现着这位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的学者的奕奕神采，对当时“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人民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另外，如郑振铎先生的那篇著名的《谈金瓶梅词话》，研究了《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进而他联系现实说：“《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从而他再进一步说：“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应该说，郑振铎对明代社会和《金瓶梅》，对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所下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他的学术研究是科学的，但同时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因此，不难理解像《谈金瓶梅词话》这样的论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是具有经典性意义的。
    解放后，中国内地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服务于社会的政治热情有增无减，大多数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调整了思想观点，将学术研究纳入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去。这对于一个新生的时代来说，需要统一思想来巩固政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一些人教条化、庸俗化。有些研究者在做法上本身就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背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走向了专制化、僵死化，终于将古代文学的研究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起简单地沦为不良政治斗争的工具，给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学术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
    现在，我们在反思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时，正是在“文革”之后的这个历史背景上进行的，于是在当前的20世纪学术史研究中，很容易从过去的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涌动起一种彻底否定社会性研究而无限张扬个人性研究的思潮。50—60年代被批判、否定和埋没的学者纷纷被看好起来，进而被抬作“大家”、“宗师”而视作文学研究的正宗或主流。应该说，在过去被否定或批判的一些学者中，的确有一些好的学者，有一些好的成果，过去对他们作简单、粗暴的否定是不恰当的。但反过来，现在将一些经世致用、关爱人生的社会性研究的成果一笔勾销，恐怕也是不妥当的。要经世致用与关爱人生，有时候难免与政治相关。事实上，即使文学研究与政治结缘，也不能简单地一笔勾销。关键是要看与什么样的政治结缘，怎么样结缘？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论及梁氏学术研究的政治性时说：“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3] 至于像“文革”中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为政治服务”唯一化、绝对化，而这个政治在总体上又是逆时代进步的潮流，反人民大众的意旨的。今天，我们不能反过来也绝对化地排斥文学与政治的结缘，一切都要做具体的分析。说到底，对于那种与社会、与人生、与进步息息相通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不该做简单的否定的。
    再看以个人自适自足的个人性研究。明代广东布衣翟从先曾很有感慨地说，“今人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4] 清代一些学者在“避席畏闻文字狱”之后，较多的倾心于个人性的研究。20世纪初，与梁启超走着不同道路的王国维，就强调“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5] 追求学术的独立品格。就是对政治比较热心的章太炎，也主张“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6] 他们潜心学术，不计势利，辛勤耕耘，成绩斐然。对于这类纯学术的研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有用与否作为价值标准来加以衡量。哪怕他的研究与现实社会相去太远，哪怕他研究的内容过于琐碎，只要他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也应该予以肯定，不应该用一句“毫无价值”而彻底否定。因为有的研究的价值不是直接显示而是间接产生的，不是立时见效而是慢慢显现的。但是，世界上真正不计功利，与世无关而作纯粹个人性研究毕竟是很少的。现在不少人用以举证王国维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文学研究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难道就没有一点现世实用的目的？现在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还有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上保持“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但陈寅恪说这句话是否就是从纯学术出发？诸如《柳如是别传》之类的著作，是否就是一种纯个人性的学术著作？是否没有寄寓一点对于现实、对于政治的“深意”？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个人性研究与社会性研究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绝对地作肯定或否定。不过，当我们在考察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史上的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衡量。人生活在社会中，学术研究毕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历史。20世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总体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因此，我们在总结这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究竟从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个人性的研究与社会性的研究时，不能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再不要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去肯定一种和否定一种。我们不要简单地否定个人性的研究，但也不能得出相反的极端的结论：学者离时代、社会、政治越远越好。当今我们在回顾20世纪文学研究史时，冷静地联系一个世纪以来的实际情况，将社会性研究的成败得失，放在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纵横构成的坐标上考察，才会对其价值和意义有个比较客观的评定，而不会因时代环境的差异，对其产生隔膜。21世纪的社会趋向稳定有序，学术环境也将更加宽松平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可以放弃它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相反，前几代学者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伟大精神，应该在新世纪学者身上得到新的继承和发扬。
    　　　　二、研究的基本理路：承续传统与面向开放
    我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早自形成一套独特的理路与方法，姑且称之为传统型研究。大致说来，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证性的研究，诸如注释、校勘、考据等等，另一类则是赏析性的论评，包括各种诗文品评及批点、杂论等等。对于实证性的研究将放在下面再说，因为与它相对应的主要是阐释性研究。这组矛盾在传统型研究与开放型研究中都存在。作为传统型文学研究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则在走向开放的20世纪中经受了严重的冲击、解构与新变。所以，这里所说的传统型研究主要是指后一类。而20世纪是一个开放的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也随着西学东渐而开始运用西方的观念、理论、方法和话语。20世纪文学研究的转型，当然主要体现在这种开放型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它的生根与发展，在吸取中国民族文化的血液而有所本土化的过程中，促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古典走向现代。这两种不同方法、不同形态的研究，分别在本土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彼此消长，构成了本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
    本来，中国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所用的基本理论、范畴、方法、形态与其研究对象是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两者可谓是同质同根，所以这种研究与研究对象理所当然地容易契合。20世纪之初，像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的研究，明显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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