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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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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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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古代文学的解读与阐释同现实的精神相沟通。
因此，当“阶级论”被抛弃了一阵子之后，面对现实，我希望研究界能正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不要再将它与“人性论”对立起来，视作洪水猛兽，而是将它们统一起来，要从阶级论中看人性，又以人性论来看阶级。我们有必要将阶级性、阶层性、等级性等作为“人性”中的一种表现，去研究、解读古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遭到了另一类人的压迫、践踏后的感情、呼喊和追求。这样，僵化的“阶级论”经过了一番清理之后，重新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或许能使我们对于“人性论”的理解更为全面，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更为坚实。当然，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武器不仅仅是阶级论或人性论，哲学、美学、史学、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等，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运用，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无限宽广，这里仅就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谈一点看法而已。
最后，不妨再由人性中的等级性而带及人性中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问题。“人性”本来就不仅仅是追求个体的满足，还有一种“群”的本性。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动物，个体的生存与满足，是与群体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的。“人的一切需要”，也就必然包含着诸如祈求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等感情。因而，诸如爱民、爱国，追求社会的安定、世界的和平等，与追求食与色、个性与享受一样，都是人类的本性。可惜的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的完全的个人主义的强烈影响下，相当一部分人把个人理想自由的完全实现作为人类的未来目标，将中国古代人学理想中“成己”的同时“成人”，“小我”与“大我”的利益相统一的精神背弃殆尽，以先验而狭隘的人性精神来编织古代文学，其结论令人堪忧。当然，人的“群”的本性与个性有时会发生矛盾与冲突，但有时也能相互调和或统一。我们在用“人性论”观照古代文学时，既要看到古代文学中张扬个性和人欲的一面，也要看到为维护社会群体利益而对那种追求极端的个体欲望所进行的反拨与批判；既要看到人性中的私人性，又要看到人性中的群体性，胸中要有全局，尺度必须把握，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去解释历史。
五、研究的基本方法：实证性与阐释性
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路数，实际上与研究目的与追求大有关系。实证性研究是努力求证文本的原貌、本义、本事，以及与文本相关的时代、作者与接受者等具体的本来面貌，注重客观性，追求其成果的学术性、科学性；而阐释性研究一般只是就文本而力求多方面地阐发、引申其意义与精神，带有主观性，追求其阐释的当世性、有用性。早在我国古代，就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数，一种往往与古文经学有关，可称之为“我注六经”；另一种一般与今文经学有关，被说成是“六经注我”。
20世纪的实证性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绩。其主要的成绩是使实证性研究走进了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20世纪以前，从注经证史，到对一些子部、集部著作的研究，基本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是脱钩的。对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特别是小说，很少有真正自觉、认真的实证性研究。20世纪初，有些学者沿着乾嘉学术的路子，吸取了一些西学的理路与方法，并真正把研究对象当作“文学”来加以研究，从而发展了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胡适当年倡导实证主义并对一系列通俗小说进行了“考证”，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后来如闻一多、郑振铎等的成绩都有目共睹。八、九十年代的古籍整理与所谓“国学热”，都给实证性研究以有力的推动，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是，这个世纪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实证性的研究常常不自觉地处在一种被大势所掩的境遇之中，特别是在不适当地强调“古为今用”，乃至将学术研究与政治斗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实证性的研究往往被简单地视为“烦琐的考证”或无关大旨而遭到排斥。“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形成了引进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滚滚潮流，更多的年轻的学者把兴趣集中在阐释性的研究方面。有关部门的导向，似乎更关心的仍然是所谓理论性的著作而非实证性的研究，请看历届所谓国家或省部级的项目导向与评奖，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有关实证性的究竟占多少比例？因此，在20世纪中，不论是把文学研究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也好，还是用它来诠释西方某种理论也好，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重大道而轻实证，重宏观而轻微观。尽管有一些人在不断地强调实证性的研究并孜孜矻矻以身体力行，但实际上50—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普遍缺乏实证性研究方面的训练，现在对实证性研究真正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主观上也有兴趣、在行动上较能操作的学者并不太多了。再加上经商热潮的涌动，商业行为对于文学研究的侵蚀，在急功近利的驱动之下，常常使一些所谓实证性的工作也打上了“商”字号的印记而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有分量的成果，乃至有些“考证”被讥之为“最混乱”、“最无聊”的工作。这就使实证性的研究更加雪上加霜，举步维艰。
在20世纪中，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运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观点来阐释古代文学，始终是占着主导地位。特别是为了迎合一时的某种主流社会的意见或政治需要，常常可以看到一股股不小的风潮。一部文学史，一会儿可以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来阐释，一会儿又可以用“儒法斗争”来贯串；一会儿可以用“阶级论”来论述，一会儿又可以用“人性论”来编写。历史上的文学真的有如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能被研究者化装成千姿百态。虽然这在注重实证的学者的眼中只不过是无根之游谈，取巧之儿戏，而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学问，但自80年代以来，在重文本、重接受、重世用的潮流中，加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类观点的盛行，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阐释的意见始终是有增无减。一时间，如下的意见甚为流行：一切实证、还原性的研究无法真正恢复过去的本来面貌；强调文学的研究主要是立足文本，阐释作品，而不在于搞“外学”；如果所有的研究都是实证性研究的话，古代文学完全成为一门技术性的专学，它将被20世纪所遗忘；古代文学本身已经脱离了20世纪的现代语境，因此古代文学若要进入20世纪的现代话语，成为参与20世纪的文化构成，必须要经过“阐释”这一途径；古代的作品不经现代的阐释，用现代的理论、观念去与之沟通，为现代人所接受和利用，就只是故纸一堆，只有经过现代阐释，古代文学的生命才能被激活，才能成为现代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资源。总之，不阐释，古代文学研究就失却了当代意义。诸如此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确也甚有道理。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承认两种研究都有价值，谁也不能否定谁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我们却还会不时看到一些片面或偏激的言论，常常是以己之长来攻人之短，甚至抓住不同类型研究中的个别败笔来说三道四，乃至加以全盘否定，这是不可取的。
六、研究对象的界定：杂文学与纯文学
在中国人的辞典里，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文学”一词的内涵，在20世纪本身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孔子时代的“文学”，乃泛指文献典籍的学问，事关整个学术文化。所谓“文”，也如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所云：“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到昭明太子编《文选》，在理论上所定“文”的标准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与“学”分别对待；但实际上，《昭明文选》所选三十几类作品和《文心雕龙》所论三十几类文体，范围仍相当广泛，直到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还在“文学”科下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稍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还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当时国人开始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如窦警凡、林传甲、黄人等虽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或日本学者的影响，但所论的“文学”仍十分庞杂。如比较起来三人中观点最为时尚的黄人，尽管他的《中国文学史》明确标榜西方的“真善美”与进化论，也高度评价了有关戏曲小说，但实际所论的“文学”范围还是十分庞杂。而与此同时，新派一点的人，就开始输入日本翻译英文Literature时所用的“文学”一词，将古代的“文学”赋予新的涵义。① 1905年，金天翮作专文，论述“文学上的美术观”，[10] 至1912 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其“文学”就仅指“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了。然至1918年，谢无量撰《中国大文学史》时，尽管指出文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他的“大文学”史，还是包括了文字学、音韵学、经学、史学诸子学和理学等，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正在逐步分化。大致到20年代，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纯文学”的观念越来越明确。1920年，胡适对“文学”的解释是：“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11] 1921年，周作人作《美文》一文，其“美文”的概念一时被学界较为广泛的接受。1923年凌独见在撰《新著国语文学史》时，就公开批评章太炎对文学所下的定义，认为“文学就是人们情感、想象、思想、人格的表现”。[12] 1929年，曾毅在修订其1915年初版的《中国文学史》时，就很明确地说明了“纯文学”观念替代“杂文学”观念的大势所趋：“但至今日，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掇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也。”[13] 自此之后，学术界大致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把“纯文学”当作真正的“文学”，所谓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是研究诗歌、戏曲、小说及抒情散文，而文字、音韵、训诂等当然被斥之于门外，六经、诸子、马班《史》《汉》、魏晋琐记等也只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来加以观照，而不是从“杂文学”的角度来加以调和。与此相类的，诸如“小说”、“戏剧”、“散文”，乃至“诗歌”等概念，20世纪所赋予的新的内涵与古代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这就必然给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要说从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的作品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追究我们研究的对象“文学”究竟是什么，有哪一些文体，一时说不清楚，就是回答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小说”，也众说纷纭。一些大赋，是诗歌？是散文？还是根本就不属于文学？就古文而言，从唐宋八大家，到桐城派，大量的说理文与应用文，是不是散文？像《文心雕龙》论及诏、策、表、启之类，算不算是正宗的文学理论著作？原道、宗经、征圣等等，属不属于文学理论？诸如此类，问题多多，于是呼吁重新用传统的“文学”观念来研究古代文学的声音渐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用西方的权力话语来消解传统的精神，才能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更为切实的历史性理解，同时才能更好地作出当代性的诠释，重建民族的、科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新体系，使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中真正具有独立的品格和适当的位置。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改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出路，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恢复传统的杂文学观（或称之为大文学观）；中国古代对于文学特性的认识本身也在逐步深化，到后来纯文学观的确立和对杂文学观的扬弃，将文学与哲学、历史、应用文做出区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只是一种诱因而已；将部分应用性散文与各类“杂”文从文学中剔除出去，扬弃了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所谓大文学观、杂文学观，将无损中国古代文学丰富性、完整性与民族特色。[14]
20世纪在文学观念纯文学化的道路上走了整整一个世纪，到头来发现纯文学观与中国古代的杂文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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