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比60年代的好，那是一种近乎倒退的、片面的观点。时至“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他更强调用阶级观点、甚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来贯串全史。有人说，这是“学术向政治强权一次典型的屈节表现”。但我认为在更大程度上是他不断追求进步的失误，是认识上的偏差。真正的错误在于时代。当他不乏真诚地将错误当作进步来追求的时候，恰恰是走进了死胡同。尽管当刘先生发现此路不通的时候，还是刹了车，但这种教训是应该引起深思的。
与刘先生不同，也有如近来常受一些人赞赏不已的陈寅恪式的“不变”。当然，说陈寅恪前后完全没有变化，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一些人所鼓吹的所谓“不变”，实际上主要是指解放前后的治学路数基本不变，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政治的“独立”、“自由”精神不变，用朴学笺证的基本方法不变。应该说，他所作的如《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或多或少与古代文学研究有关的著作，钩稽了若干新的史料，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但有时恐怕也有着与现实政治相关的“深意存焉”。因此，他的“不变”的研究成果，与其说是学术上带来的辉煌，还不如说主要是表现了某种“可以不同理解的操守”和“气节”；而在有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文化遗老”的表现，[15] 在20世纪学术史上、特别是在文学研究史上的真正贡献还应当去寻求一种恰如其分的评价。学术研究究竟是以“不变”去应万变，还是去顺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变，看来都不能简单地下判断，都应该放在时代与学术进步的长链中去加以考察。
以上用“二元对立”的表述提出了若干不同层面的问题。它们时时表现在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看来，它们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互补的。文学的研究少不了另一方。古代刘勰在研究文学时，就遵循过“擘分肌理，唯务折衷”的原则。所谓“惟务折衷”，就是不搞“二元对立”。现在我们讲辩证法，就更应该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坚持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观点，要东风，也要西风，要八面受风，一只眼睛看着“变”，另一只眼睛又看着“通”，将20世纪研究古代文学的形形色色的观点与方法，就以“通变”两字一以贯之，再衡之以是否有补于世，有益于民，有利于学，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给21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 如鲁迅所说的：“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六卷第99页。）
【参考文献】
[1] 顾炎武．与人书二[J].四部丛刊本．亭林文集[M].卷四．
[2] 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J].闻一多全集[M].第五册（楚辞编、乐府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3]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J].寒柳堂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4] 高攀龙．顾季时行状[J].四库全书本．高子遗书[M].卷十一．
[5]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J].王国维文集[M].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6] 章太炎．与王鹤鸣书[J].章太炎全集[M].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7] 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J].郑振铎全集[M].第六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页．
[8] 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J].郭绍虞文集之三．照隅室杂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5页．
[9] 汉王符．潜夫论·班禄[M]、三国志·吴·顾雍传．
[10] 金天翮．文学上之美术观[J].国粹学报第二十八期．
[11] 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J].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7页．
[12]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页．
[13] 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M].泰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20页．
[14] 参见．文体研究：继承与创新——专家学者谈中国古代文体与文学，《人民日报》2002年5月14日．
[15] 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M].（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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