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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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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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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念以及古代的创作实际产生了矛盾，于是就对纯文学观产生了疑问和争论，这当在情理之中。但我们认为，20世纪从杂文学观逐步走向纯文学观，无论如何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是对文学特征认识的清晰化、深入化，因为“文字著于竹帛”者，毕竟与作为艺术作品的文学不能等而同之。至于到21世纪之交，人们又觉得完全用西方的纯文学观来观照中国古代的文学也有不少扞格之处，这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说明原来机械地照搬西方的一套，也有一定的弊病。这两个进步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进步。它给今天的启示，应该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进一步考虑如何将认清文学的特征与中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努力使我们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学的，又是民族的，将文学观更加完善化，而不是遇到了问题就掉头转，回到“杂文学”或“大文学”的路上去。当然，也不应该继续僵硬地戴着以往的所谓纯文学、四分法的眼镜去观察中国古代的文学，而必须作适当的调整，将那些真善美结合的文章最大限度地容纳到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中来，至于那些枯燥无味的理论文、应用文，恐怕还是让它们在其他研究领域中找到它们各自的价值吧。
七、研究的主要视点：文学性与社会性
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即我们研究文学，究竟研究文学的什么？是研究文学的文学性，还是研究文学的社会性？中国古代从“杂文学”观出发，一方面是把那些不是文学的作品当作文学；另一方面则往往不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文学。所谓文史哲不分，不仅从作者创作的角度上来看是如此，而且从读者研究的角度上来看也是如此。正因此，古代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大多数是从经、史、子的角度来着眼的，像《二十四诗品》与《沧浪诗话》等比较集中地从文艺的角度来研究和总结文学现象的著作是不多见的。即使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或许是受了孟子“知人论世”说的深刻影响，也就往往较注重文学与社会的联系，着重分析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品反映的社会内容，也即作品乃至作家的“社会性”。如钟嵘《诗品序》，就用比较多的篇幅论证五言诗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更迭变迁的关系，《文心雕龙》在重视以经论文的同时，也十分注意以史论文，其《时序》篇所概括的内容牢笼了整个古代论文学与时世关系的主要观点。以后的诗文评，大多论诗与论人、论世相结合起来，以致产生了诸如正史文苑传、文集编年笺注、本事诗、年谱等特殊的论著体裁。自宋代普遍称杜甫为“诗史”之后，“诗”“史”互证之法更为流行。至晚明，一些批评家论人时，更为注意其个人的志趣、性情、习惯等个体特征，论世时能超越军国大事而转向民间世俗。“知人论世”，越来越细，越来越活。从广义来说，这类研究视点都集中在文学的社会性，故都可称之为“社会—历史研究”。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社会—历史研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得到迅猛的发展，反映论成为研究文学、当然也包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今天，我们假如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应该说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少好的文章，解决了不少问题。六十年代出版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及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是几十年间主要用“社会—历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小结，代表了当时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当然，在今天看来，我们感到不能满足，这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觉得这样的分析，有的工作本身就做得较粗糙，不深入、不正确，假如将此与文本的分析联系起来的话，有时就显得较简单、生硬、机械；二是由于后来形成一法独尊而百法皆沉的局面，这就使“社会—历史研究”缺乏了许多应有的中介而丧失了它的活力。至于再将这种研究不适当地置于某种政治的话语之中，这就会显得更加生硬与粗暴，往往沦为某种政治口号的陪嫁女。
拨乱反正以后，人们在厌倦、乃至厌恶这种批评、研究之余，往往动辄将它与“庸俗”、“简单”联系在一起而加以诟病。八十年代起，伴随着整个学界的“新方法热”，人们在强调“文本”研究、“主体”研究、“接受”研究的同时，纷纷将系统论研究法、结构主义研究法、符号学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形式主义研究法等引进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来。于是，“将文学回到文学研究”的呼声日高，视“外学”为非学，唯“内学”为正途，乃至认为文学研究的正宗，只是从文本的形式结构出发，从中寻求表现纯个人的情感、心理、人性及其他价值。它抛弃了反映论，从内容第一而走向形式为先。在进行所谓“文学性”的分析中，虽然有的也能从文本的实际出发，但往往落脚在主体的主观阐释，其结论也多为空灵恍惚，见仁见智；当然，也有的最后还是以“社会”的价值判断为归宿。
这种“文学性”的研究，过去相对比较薄弱。在前半世纪，由于受传统研究路数的影响，像闻一多研究《诗经》、齐如山研究戏曲、李辰冬研究小说一样的人本身就并不太多。五、六十年代受到当时理论与政治的影响，研究作品的文学性往往被看成是讲究形式主义，几无立足之地。“文革”后，“文学性”的研究得到重视与张扬，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确从一个方面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美学个性。事实上，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实绩。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因为文学研究的视点毕竟是多元的。文本研究是研究，与文本有关的主体研究、接受研究及社会研究、文化研究，都是必要的研究；文本研究中从形式入手是一种途径，从内容着眼未尝不是一条通道，至于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加以考察，也只是其中的一途。任何唯我独是的说法，最终是无法被社会所承认的，因为任何一种研究都有其长，也有其短，它永远无法包罗一切。
过去，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惟研究文学的社会性为尊，而近二十年来，遭到非议最多的也莫过于“社会—历史研究”。那么，文学的社会性研究是否毫无必要呢？显然不能这样简单化。当年之所以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弊病，其缘由除了在理论和认识上有所偏狭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功夫不到家的问题，而绝对不是“社会—历史研究”本身的不是。恰恰相反，“知人论世”，对于作家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将永远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或者说，到目前为止，“新方法”尽管层出不穷，但“社会—历史研究”恐怕还是一种最基本的研究视点。“文本”研究离不开它，“主体”、“接受”、“传播”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它；即使是那种纯形式的研究，一旦完全脱离了社会，也将不会有夺目的光彩。因此，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不是去抛弃“社会—历史研究”，而是要发展和更新“社会—历史研究”。这其中关键性的措施之一，就是要积极引进新的方法，把它们作为某种中介，去促进和加强社会、历史与作家、文本、读者之间的联系，使得各个环节之间紧密相扣，分析得合情合理。这在近几年中也有不少成功的例证。比如，关于《金瓶梅》中李瓶儿这个人物，过去用机械的反映论来看问题，觉得这个人物前后的性格矛盾：前面对花子虚是那样心狠手辣；而后面在西门家里却变得如此温和善良。如今，引进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来分析，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不少论著喜欢分析作家与文论家的“心态”，取得了不少成绩。这就是“社会—历史研究”与心理分析相结合后，在作家与作品之间找到了一个“中介”，既使心理学的研究有坚实的基础，又使“社会—历史研究”显出了活力。至于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纷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量文学作品，这其实只是“社会—历史研究”在文化方面的偏重和细化而已。当然，在目下形形色色的新方法、新视点中，有的本身与“社会—历史研究”比较接近，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后现代文艺学、新历史主义等等，能与“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互补，这也可以促进我们的“社会—历史研究”更上一层楼。当然，也有一些新方法，如形式主义批评、符号学等等是不容易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互补的，它们则是“文学性”研究的重要武器，恰当地运用这些武器，无疑也可以提高我们“文学性”研究的水平。
八、研究的视域覆盖：“专攻”与“通识”
中国古代的“文”，本来就很杂，学者对于文学的研究同样是很杂：一个人的研究对象往往并不专一，研究的角度也多文史哲不分。真正从文学的角度上来专门研究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朝代文学的“专家”相对较少。20世纪开始，将中国古代文学从现代意义上进行研究时，大多是一些通才。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黄人、刘师培等，尽管各人的研究或有侧重，但其眼光是从先秦到当代，从诗词文赋到戏曲小说，乃至从文学到经学、史学、哲学，往往是兼顾的。直到20世纪上半叶，当时从事高等教育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多数是必须具备通观的眼光的。解放以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分工也越来越细，一部文学史，往往分几段由几个人分头来讲授，于是只照一隅，不观通衢的情况越演越烈，专与通之间有所脱节和割裂。到20世纪末，“打通”的呼声就应运而生。当然，这种“打通”，不仅仅是纵向的古今之间需要打通，各种文体之间的横向研究也迫切需要打通，乃至文史哲、中与西等等都有必要打通。于是，相关的著作正在陆续问世，情况正在有所变化。
不过，作为一个个体的研究者，生毕竟有涯，知也毕竟有限，不可能人人都是万宝全书。随着学科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也是一种必然，因而专攻完全是必要的。没有局部的专攻，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通识。在20世纪中，就有一些学者几乎一生专攻一书，也成绩斐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之所以有贡献，就因为其专攻，一般都是建筑在一定的通识的基础之上的。相反，有的学者长于通观，其有成绩者，也往往有专攻的基地。因此，对每一个个体的研究者来说，不论其专攻还是通识，将永远是相对的、有限的。但作为学术上的一种追求，就应当是专攻以通观为背景，通才有专长作基点，做到专而不狭，通而不疏，这样，不论是做专门性的研究，还是做通观性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似乎更需要在通观方面多做一些补弊纠偏的工作。
九、研究的立场追求：“变”与“不变”
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但就个人研究而言，有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有的人追求变，有的人则欣赏不变。变之中，有主动的变，也有被动的变。主动的变，有如梁启超自觉地思考时世的变而变，也有如王国维从自我学术的兴趣出发而变。建国后前三十年不少人是被动的变，后二十年则多主动地跟着时代变。在变的人当中，有的得风气之先，领导潮流的变；而多数则是顺应潮流而变。所谓不变，在20世纪主要是指恪守自己的一套治学的理路与方法，在中西交融的道路上不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化的道路上不变。变与不变，各人的情况都比较复杂，不能笼而统之地认为是与时俱进或趋于保守，是坚持操守或投机取巧。20世纪初，梁启超的“多变”，就引来过不同的评价。“多变”的积极意义在于不断作选择，不断有追求，不断地与时俱进，但往往随之而来的是粗率、甚至错误。在这里，刘大杰先生治《中国文学史》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1941—1949年，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两卷首次出版。这部文学史著作，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合了泰纳（或译丹纳）的《艺术哲学》、朗宋的《文学史方法论》、佛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达史》及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观点，用富有活力的语言，把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既细致客观地剖析了作家作品的短长得失，又认真的描绘了文学潮流的前后因变，因而马上就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欢迎和好评。但刘先生并不就此止步。1957年、1962年，他不断地进行修改补充。这种修改，从他主观上来说，都是从政治上和学术上不断追求进步和完美的努力。特别是1962年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修正了不少错误，补充了大量的内容，在学术上有很大的提高。它应该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标志性的学术成果之一。有人认为4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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