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 |
 |
时间：2009-8-8 16:56:35 来源：不详
|
|
|
带着传统的神韵。即使是一些仿效欧美模式新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类的著作，同样与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它们的一些观点、材料，乃至编写体例，往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类目录书与史书中的《文苑传》之类的著作中，可找到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比如，现存早期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尽管他是参考了日人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后编成的，但“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提要》上的话”。[7] 再如最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开列了不少的西文参考书，但基本上也是掇拾陈说，顺文敷衍而成，《四库提要》的引文触处皆是。即使如曾毅、谢无量、胡怀琛、钱基博等“中国文学史”著作与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方孝岳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用传统的一套理论和观点来评述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脉搏。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传统的理论和话语很快地在反封建、反传统的大背景中受到挤压，开放型的研究则越来越得势，且势不可挡。进化论、人性论、审美艺术论，一开始就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的：“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多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8] 接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并逐步确立了学术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西方近现代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如精神分析、神话人类学、语言分析学等等纷纷引入中国，至80年代后，更是掀起了引进西方方法论的热潮。这种突破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开放型研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研究的思维，开创了一系列新的范式，推进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且的确在许多方面能更好地解释文学现象。但这些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与其研究对象毕竟并不是同质同源，这就往往难以达到一种盐溶于水的境界，而常常会产生削足适履、牵强附会，甚至是格格不入的情况。对于这种“异质释义”所产生的消极因素，研究界一开始就对它保持着警觉。后来如罗根泽、朱光潜、钱钟书等都指出过中西文学观念、文学类型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加以类比和照搬。20世纪来势汹汹的开放型研究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在用西方的话语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时，忽视了传统理论的重新构建与中外理论的融通汇合，像20世纪初期王国维《人间词话》、朱光潜《诗论》这样注意汇通中外理论的著作越来越少，致使传统的理论在实际上处于被排斥和消解的地位。直到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后，人们才猛然觉得在文学研究中已经失却了传统的话语，患上了“失语症”。当然，对这“失语症”的严重程度，各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我们反过来也可以找到传统还在这里或那里顽强地存在着、延续着，甚至生长着的理由，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到20世纪末，评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范式、理论体系、表述方式与阐述话语已经不是传统的了。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变化。因此，应该说，反思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时，这方面的工作是重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把握了本世纪的开放性研究，也就是把握了本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之所在。
三、研究的课题选择：“热点”与“冷门”
古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宏观的研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就某一类问题、某一个时段、某一种文体、某一个流派、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来加以研究的。这就存在着一个选择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中，人们的眼光往往集中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一个个热点。一些大作家、大名著、某一朝代的代表性文体及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等等，往往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在这里反复耕耘，搞得又深又细，乃至又烦又滥。另一方面，一些小作家、小著作、某一朝代的小文体及一些细小的问题，往往不为人们所关注，或有个别学者提及了，也得不到一定的响应。这种研究格局，深为一些研究者所忧虑。
这种貌似失衡的现象，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一般说来，那些“大”的问题之所以能形成热点，除了个别的是由人为、乃至政治的因素所形成，如“文革”中的评《红楼梦》与批《水浒传》等外，绝大多数还是由热点本身内在的吸引力与号召力所决定的。所谓“李杜诗篇在，光焰万丈长”，它们或其精神含量深厚，或其审美价值极高，或已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或是当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借鉴，人们多花点力气在这里钻研，也自有其必要性。经过历史的过滤，一些作家作品等之所以不为世重，一般确实也无太大的价值，我们大可不必故意去钻冷门，甚至去“粪里淘渣”。一切当以研究对象的价值为转移。这个“价值”，有它本来自身的价值，也有它在当代意义上的价值。研究者的责任，就在于发现它的价值，阐扬它的价值。当然，随着社会思潮的转移，人们的价值观也会转移。比如宫体诗，素来不为批评界所重，近来在重视文学形式、私人性感情，乃至人体美的研究中则吸引了不少论者的兴趣；清诗大家王士祯，曾被目为一代“正宗”，然在五、六十年代被当作形式主义的诗人受到冷落，到了八十年代后，又被研究者们所关注。再如八九十年代形成研究热点的《金瓶梅》、金圣叹、王国维等，都曾经被搁置了相当长的阶段，备受冷漠与歧视。所以，“大”与“小”、“冷”与“热”往往是会转化的。我们对于一时的研究热门，在防止发烧的同时，也不必紧急刹车，悬置不论；对于一时不为世重或者冷门的问题，在重视挖掘的同时，也要防止矫枉过正，说过头话。选择研究对象，当从我们研究的目的出发，视其本身的价值来决定，既不盲目追逐其“热”，也不刻意挖掘其“冷”；研究“热门”的文章再多，有新认识、新材料、新方法，该写时还得写；有些“冷门”实无价值，也大可不必去死钻，去猎奇，乃至硬把糟粕吹成精华。
这样，是否会形成研究的失衡，使一部文学史成为“跷脚”，既不能正确评价名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遮蔽了许多活生生的文学现象？这就关系到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的问题。研究古代文学的目的，主要还是：一搞清本来面貌；二为现世所用；而前者归根到底也是为后者服务。热点之所以成为热点，就因为它的某一方面在现实中引起人们的兴趣或共鸣。研究“冷门”，无非是随着世风的转换，眼光的变化或者研究者的特别识力，能从中发现出重要的意义，如陈寅恪论《再生缘》与柳如是等；或者它本身并无特大的审美价值与现代意义，但它作为在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也有把它弄清的必要。但一般说来，它们将永远难以取代经过历史冲洗过的名家与名篇。在一部文学史上和文学的研究史上，将永远有热点与冷门，将永远不会有“平等”。
四、研究的理论指导：“阶级论”与“人性论”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阶级论与人性论。
从二三十年代起，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主要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文革”结束，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似乎被一些人视作极“左”的理论而彻底抛弃，代之而起的是人性论的高扬。某些时段、某些文体的文学研究，在某些人那里几乎就成了人性论的图解。“人性论”之所以高扬，这是由于长期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人的欲望、人的个性受到压抑的反弹，也是中国传统的、特别是五四时期强调人本思想的继续。当然，马克思尚未摆脱唯心史观时写的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也肯定人类的本性与人道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后，强调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揭露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和局限性时，也没有抛弃处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对人类本性的满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阶级论与人性论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与复杂的理论交叉。彻底否定人性论显然失之过左，“文革”后排除干扰，注意从文学与人性的联系中去考察文学的发展过程，这对冲垮以往僵化的研究框框，迎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次解放与转型，其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人与人类的本性从来不是抽象的。从“满足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来看，诸如吃、喝、爱、学习、运动、文娱活动、艺术创造、思考、研究理论，以及享乐、显露生命力、情欲与人对自我的重视等等，其内涵都是无限丰富的。不过，人的生活和需要中最基本的是：一生存：二平等（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然后才谈得上享受和个性的自由等等。可惜的是，自古至今，人类在多数地方、多数时间内常常是处于一种有等级的、不平等的社会里，总是少数人可以自由地享受，而多数人处于不富裕、贫困，甚至在生存的边缘挣扎。这就有了“民本”思想，有了“均贫富”的口号，有了“阶级论”，有了无数的反映社会不平等和希望能平等地享受人生的文学作品。因此，在人类尚未普遍平等的社会里，人的阶级性，或者说阶层性、等级性、差异性，正是人类最基本的本性之一。所以，我们的祖先早就把本来表示台阶的不同等级的“阶级”两字，形象地用来指代人类的“上下大小”、“高下有差”，[9] 表现社会的不平等。我们讲人性，就无法否认人的等级性、阶级性，无法回避人在生存与精神方面的最基本的不平等性。也正因此，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在强调人本思想的同时，就提出将文学分成“平民文学”、“贵族文学”两种，且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到1931年贺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就以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构建一部中国文学史。所以20世纪的前几十年之所以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阶级论”能风行天下，也是有其历史渊源与社会基础的，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灌输的直接结果，也不是后来政治上的强迫所致，研究者接受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以此来研究文学也并非都是白痴、愚民，或说违心话。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的社会关系并不都是阶级关系，人性并不都是阶级性，人与人之间更不是时时刻刻处于残酷的阶级斗争之中，不同阶级的人在生活、思想、感情上都有可能相互交流与融合，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也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在考量社会中的人及与人相关的文学等等时，也不能一股脑儿地都用阶级论来硬套。“文革”及“文革”前十七年研究古代文学的一个重大失误，主要不在于运用了阶级论，而是在于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绝对化、僵死化；不是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来分析其思想与感情，而往往是用一套教条的阶级论来硬套一切作家作品，于是产生了万喙一词的可悲局面，在根本上消解了真正的文学研究。因此，我们必须将运用阶级论与运用阶级论的失误区分开来，重新正视与正确对待阶级论。
我们再面对现实。人们在抛弃“阶级论”而高扬“人性论”的道路上走了这一阵子后，一些人越来越将“人性”狭隘化，往往只是谈享乐，谈个性，甚至只谈男女情欲，而把社会的秩序、人类的关怀统统置于脑后。古代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空中楼阁，它的研究思想往往来自现实，又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比如像晚明那样一个张扬人性而放荡的时代，本来就有许多令人深思之处，值得不值得心向往之？而当今的青年中，有相当一些人，理想缺失、前途迷茫，或者见钱眼开，逐色疯狂。这样的现象该不该像反思晚明时代一样值得我们深思？现实的另一面是，人们毕竟还并不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相当一部分的人恐怕还谈不上享乐，谈不上个性满足，他们体会最深的恐怕不是共同的人性，而是人性中的不平等与等级感。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古代文学研究，就有责任与义务以人为本，面对现实，去促进当前社会的安定和谐，鼓励人类去追求正义、憧憬理想、建设文明，以及相互间的爱：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