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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柳宗元迂谪后期文学创作之民俗风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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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5 11:31: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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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岭南民俗风情，发而为文，“雄浑雅健，似司马子长”，正如余华先生程子山日：“前辈谓退之子厚皆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程子山道出了柳宗元后期散文创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笔者看来，受当地民俗风情之浸染，并在后期借鉴吸收岭南民间文化因子，应当是其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一)人物传记和山水游记中的岭南民俗物象
首先，在柳宗元的人物传记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中窥析当地的一些民风民情，如其作于柳州时期的《童区寄传》中写到：“柳先生日：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其中所反映的是流行于岭南地区的一种买卖杀害儿童的残酷习俗，关于这一点，柳宗元在<三戒》篇<永某氏之鼠>一文中亦有相关记述：“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扑之，杀鼠如丘。”其中再次提到了“购僮”这一风俗。作者从岭南的民俗风物中获取写作的题材，并将其演绎成为一则带有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通过主人公区寄与两个贼人斗志斗勇的传奇经历，歌颂了以弱抗暴的不屈斗争精神。除此以外，《梓人传》和<李赤传》等篇跟流行于当地的民间传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其次，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也有一些涉及岭南民俗事象的作品，如《柳州复大云寺记》云：“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面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日神不置我已矣。……唯浮图事神而语大。”从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越地百姓对于神鬼巫祀的笃信之深，他们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弃之不顾，也不愿违逆鬼神的旨意，这种信仰民俗，至今仍在岭南地区留有很深的文化印迹。又如《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有对于岭南风物的直接描写：“雷山两崖皆东西，蓄崖中日雷塘，能出云气，作雷雨，变见有光。祷用俎鱼，豆彘修形，糈禾，阴酒，虔则应。”从中所描画出的应该是一幅当地百姓的祈神降雨仪式图，而所祭之神应是雷神。<岭外代答》“天神”篇中有关于这一风俗的记载：“广右敬事雷神，谓之天神，其祭日祭天。盖雷州有雷庙，威灵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钦人尤盛。圃中一木枯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日天神降也。许祭天以禳之。”柳宗元亦有(雷塘祷雨文》云：“惟神之居，为坎为雷。专此二象，宅于严限。风马云车，肃焉徘徊。能泽地产，以祛人灾。神惟智之，我以诚往。”从中可见，柳宗元即使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当其置身于岭南这种信巫事鬼、民神杂糅的风俗物象之时，似乎也身不由己的陷人神鬼情结中不能自拔了。
(二)寓言小品和赋体杂文中蕴含的岭南民问文化因子
以寓言观之，柳宗元的重要代表作《三戒》在写作手法上是以物拟人，其中的动物形象如黔之驴、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等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黔之驴》一篇可渭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关于这些动物故事题材的取处，柳宗元在《三戒》篇首这样说到：“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三则故事是从“客谈”处得来，而非柳氏本人创作。其流传地点，很有可能就在当时的岭南地区，即今云南、贵州、两广一带。以《黔之驴》为例，季羡林先生在《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他首先归纳了《黔之驴》这篇寓言的几个特点，即驴和虎是故事中的主角、虎因为驴的呜叫而吓跑、驴终于显示其真本领而最终为虎所食等几个方面，接着援引了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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