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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晋寒族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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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5 11:32: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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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显扬于世，习知曹氏，这自然刺激了他们好尚文藻的心理，而好尚文睿本是文士的本性，而文学的由质趋文也是文学的自身劫律。另外，文人地位的提高与生活的安逸，导致了情痕强度的减弱，也使他们有机会从容修饰自己的文学作品在文辞与技巧上下功夫。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尚文之风提由统治者发起，士人在政治向心力作用下自觉向其靠近从而从小范围的文学活动变成了一种文学思潮。受到主流文学思想的影响，西晋寒族作家的许多作品表现出讲笑词藻技巧、用辞工稳的特征。如张华，他的诗“华艳，兴打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其“华艳”、“妍冶”突出翅表现为文辞的铺排华丽，如《博陵王宫侠曲》(二)写雄儿:“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超如激电，迥旋如流光。”《轻薄篇》写豪家盛贵:“被服极纤丽，肴膳尽柔嘉。童仆徐梁肉，婶妾蹈续罗。文轩树平盖，乘马鸣玉坷。……酣饮终日夜，明灯继朝霞。”当然，这些作品虽然华丽铺排，气势却很活泼，感情也较为丰富。但他的另一些作品，如《励志诗》、《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等，华美之余却显得呆板，仅仅是“巧用文字”而已。除张华外，其他寒族作家的作品也多有这一特征，如傅玄，其诗“繁富”川，若其《历九秋篇董逃行》:“穷八音兮异伦，奇声靡靡每新。微披素齿丹唇，逸响飞薄梁尘”;左思《招隐》:“白云停阴岗，丹葩耀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成公绥(啸赋》:“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衡郁而漂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微。”等等。这些作品用辞讲究，但是在情感上，总让人感到平淡无味。热衷于华美文风的背后，体现了寒族作家在表现自我精神与获得声誉之间的矛盾，但他们选择了追随统治核心群体的审美倾向，重视文辞，让情感服从于目的，直接导致寒族文学自我特征的裂变。
寒族文学中的玄虚倾向则在士族文化和玄学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产生。正始以来，玄风渐兴，带动了社会思维的进步，寒族作家也开始以本体化思维观照方法进行思考，如张华《相风赋》:“盖在先圣，道济生人，拟议天地，错综明神，在豫巩以齐七政，象浑仪于陶钧，考古旁于六气，仰贞观于三辰。”张载《鄙酒赋》:“嘉康狄之先识，亦应天 而顺人，拟酒旗与玄象，造甘酸以颐神。”这些例子体现了 寒族作家在思维上的进步与积极的文学实践。但寒族作家在创作中却不时表现出与其进取思想相对立的沉退玄虚观念。如左思《招隐》作于入洛不久，此时政治进取精神最盛，他却在诗中表达退隐观念，殊难让人理解。而且，寒族作家在这类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都有沉退、高洁、玄远的特征，与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存在差距。如张华《答何劲》(一):“吏道何由迫，窘然坐自拘。”《赠挚仲治诗》:“君子有逸志，栖迟于一丘。……恬淡养玄虚，沈精研圣酞。”明显表现出了对官场的厌倦和对自由高洁的向往。这种真实心理与文学表现的矛盾，实际上是寒族作家精神在自我追求与时代风气作用下的压抑与扭曲。
晋初玄风已炽，而引领这种风潮的是士族。玄学不仅仅是学术，也是汉代儒家人格被打破后，士人用其它思想(主要是道家，也有名、法诸家)来重建人格的努力与尝试。竹林名士超逸、旷达的人格表现，构成魏晋风度的精神主体。但在西晋，士族接受了竹林玄学破坏礼教、张扬个性的一面，放弃了竹林玄学的斗争性与超越性。那种任性自然、宅心玄远的人格要求逐渐成了贵势子弟不拘礼法的理论依据。加之玄学思维的高度抽象性，使之容易被生活安逸、文化修养较高的士人群体所接受，士族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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