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论西晋寒族文学 |
 |
时间：2010-11-15 11:32:20 来源：不详
|
|
|
迅速成为玄学探索的主体。而玄学高深的思辩性使士族体验到了理性的乐趣与超越的快感，此时的玄谈“不是原创性的思想，毋宁说它们常常是玄言的游戏或演练”。玄谈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士族对群体人格的认识，进而通过对自然、玄远人格要素的认可影响到社会审美思潮。当寒族作家试图用文学取得上层认可的时候，发现玄学人格中的高蹈与自己的功业观念是对立的，他们主动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而去表达高蹈、沉寂的观念。可以说，寒族作家在社会中的劣势造成了他们心理的自我弱化，并在某些方面存在盲目模仿，这促使了他们逐渐靠近强势群体的审美观念。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寒族作家在强烈的功业心态下，走向依附权贵士族的道路。为了取得士族的认同，他们主动地改造自我人格与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取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文学的确华美雅致，并且得到了社会尤其是士族的认可。但是他们迷失了，丧失了自我本真面目，也使自己的文学在功利目的性下变得面目全非，在精神上、格调上、品格上都鲜有可称道之处。同时，在寒族作家的创作实践中，追求仕进的阶段占有很大比重，造成了带有依附功利性的作品在寒族文学中的优势存在。这势必会导致寒族文学自我特征的减弱或消失，也致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容易忽视这一特殊群体文学创作的独特内质。迷失中的寒族作家使自己本应有特色的文学混同于士族文学之中。
然而，寒族作家的政治生涯都不太顺利。权势的重要，促使有政治优先权的士族在较短时间内将权力分割完毕，政治成为服务士族的工具。在某些重要位置上，门第成了遴选的决定因素，如“国子祭酒邹湛以(阎)绩才堪佐著作，荐于秘书监华娇，娇曰:‘此职闲秉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另一方面，魏晋新士族在演变过程中没有继承汉代儒家世族的社会责任意识，而延续了士人在汉末清浊斗争中形成的自我区别性，鄙视在门第、政治上不如自己的阶层。如夏侯玄尝与皇后之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原因就是毛后之父本“典舆车工”。这种例子在晋代更是不胜枚举。而且，士族看重自身的社会声誉，鄙视俗务，他们也许能够允许寒族士人在功业上有所成就，但自我的优越感使他们不能容忍寒族阶层在社会声望上超过自己。如灭吴之后，张华名重一时，“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颤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这种偏见使寒族士人在政治_L步履维艰。虽然也有士族为显示自己好才爱士而引进一些寒族士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仅是装点门面而已。如以贾谧为首的“二十四友”文人集团，属于当时最高级的文人沙龙，寒族作家左思、潘岳也名列其中。但是贾谧不可能用平等态度去对待这些寒族士人，对他而言，这些文人仅仅是他生活的点缀，他可以施舍给他们一点好处，但绝不可能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待遇。所以，寒族作家虽辗转依附，却大多沉沦下僚。即便是抓住机会而得以显赫一时的傅玄、张华，也多受士族打击。寒族作家对权贵的依附只能是一厢情愿，这种结果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心态。 当寒族作家付出自尊依附他人的时候，强烈的人生自信与功名渴望衍化成一种期待，他们在沉默中努力、等待。然而漫长的时间渐渐消磨了他们的意志，他们失落、失望，最后变成一种沉郁的悲剧情怀。当然，寒族作家依附权贵以及依附失败后的两种创作心态，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单独的时间段，而是交叉出现的。这正如他们不断地更换依附对象一样，在经历寻求依附—依附—失望—再依附的同时，他们的心理也在期望—迎合—失望怨愤的过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