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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历史上影响人口的文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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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0 13:48: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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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发展。”王育民说：“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上升，出现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人口增至二千万。”持这种历史观的学者似乎认为只有在社会准备好充足的生活资料时，新增长人口才能降生。人口与生产力孰为因，孰为果也许并不如此简单，更为常见的是当社会财富应付不了人口压力时，开辟新的生产力才成为必要。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首先是迁徙。马克思曾说：“部落人口的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他的论断是有历史依据的，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注: 佛罗伦萨(Florence) 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托斯卡纳区首府。位于亚平宁山脉中段西麓盆地中。阿诺河横贯佛罗伦萨市内，两岸跨有7座桥梁。]史》开篇写道：“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北岸一带地方的居民，由于那个地区既富饶又有利健康，从而繁殖很快，常常因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迁离乡土到别处寻求居住之地。每当一个地区不得不解除人口过多的负担时，往往采取如下办法：把全部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当中的贵族、富人和穷人的数目都相同，然后抽签，抽到签的那三分之一人口，就要寻找新的居住地区，其余三分之二留下占据原有乡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访问巴西印第安人的民族志里也说波洛洛人虽然过定居生活，但“实际上存在的村落难得在同一地点存在三十年以上，因为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在那段时间内就变得贫瘠”。南比克瓦拉族拥有“一块面积象整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其中四分之三未被人探险过，只有一小群土着在里面迁移不定。”我国夏、商、周三代先民往来迁移、不常厥居的情形与此大致相同。人类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无处可迁时才肯采用新的谋生手段。这时他们面临的选择一是改变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或畜牧转变为农耕，二是实行强化生产，由园圃农业转变为集约农业。据我的理解，我国先秦时代的经济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狩猎、采集、畜牧规模不断缩小，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漫长过程，而战国生产力提高的第一推动力仍然是人口的增长。陈独秀在批判马尔萨斯[注: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2月13日－1834年12月23日），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人口论时很早就说过“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
另一种流行的思想认为农业经济天然具有刺激人口无限制膨胀的作用。例如今年有一篇文章说：“人口一旦与土地结成关系，就形成自然法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农业人口总无计划可言，而以‘不可逆’的方式无限制增长。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人口的无节制需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传统，又成为人口增加的观念原因。”另一篇文章说：“农业生产和小农式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对劳动力尤其是对男劳动力的追求，便构成了我国农村妇女生育水平较高的根本原因。”甚至有人说：“生育文化的形成有其客观基础，那就是小农经济。”我国历史学界比较普遍地接受了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因而无论什么问题总想找出一个经济原因来，这个先入之见很容易掩盖其他因素的作用。其实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里，并非所有从事农耕的民族都想多生孩子，例如前面提到的南比克瓦拉人从事农耕和采集狩猎的混合经济，他们把一年分成两个时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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