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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历史上影响人口的文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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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0 13:48: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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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而战国文献动辄就是“万家之都”，如《战国策·赵三》赵奢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当时的人口出生率虽难以测算，但一些记载可以略见大概。《韩非子·五蠹》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苏秦列传》说：“临淄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说苑·贵德》记齐平陵人自言“吾有子九人，家贫无以妻之。”三例都未将女孩计算在内。有些湖沼被放水干涸改做农田，《竹书纪年[注: 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据《晋书·卷五十一》可知原书十三篇。竹书纪年是编年体史书，]》记载“梁惠王废逢忌之泽以赐民”。春秋时许多有名的湖泊沼泽大约就是这时消失的。由于人口繁殖过快，野生动植物资源大为减少，思想家们纷纷发出保护生态的警告，《韩非子·难一》：“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吕氏春秋·义赏》：“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可能有两条出路，一是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大社会分工，以吸纳过剩人口，战国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涌现出大批工商业巨子，私学勃兴培养出难以计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才，雇佣劳动力(慵工)游走于劳务市场，都是社会分工扩大的结果。二是实行强化生产，向土地索取更多的粮食。李悝为魏文侯尽地力之教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百里之地一出一入，损益达80万石之巨。《庄子·则阳》论田间管理之效曰：“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粳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食。”“卤莽”是漫不经心，“灭裂”是有始无终，前一年田间管理不肯下力，收成就薄，第二年加强了管理，便食用有余。精耕细作、向土地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在生产技术上是进步了，但是对广大小农家庭来说，非多生子不行。战国以后2000余年的中国农业就是在强化生产——人口增殖的恶性循环中开拓道路的。
中国古代的制度和观念并不都是助长人口的因素，赋税尤其是户口税之轻重就常常是人口众寡的调节器。在井田制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一夫百亩，取什一之税，这时田税与丁税是合在一起的。据《汉书·食货志》说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前，亩产粮食一般为1.5石，夫耕百亩，全年总产是150石。不同地区，亩产量略有波动，如《管子·治国》说：“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除田税15石，剩135石，按成人年食18石计，一家尚可养7.5人。这与战国文献的记载基本相符，《吕氏春秋·上农》：“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孟子·万章》：“上农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新生人口可以不断从政府获得土地，必然会维持较高的人口出生率。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除丁税外又加田税，税率成为2／10。新税率可能很快就普及到各国，山东银雀山汉简《吴问》说晋六卿皆“五税之”(1／5)，但他们把田亩分别从100到160到240步，对农民仍然是有利的，它并不影响人口出生率。但《商君书·徕民》说战国中后期，当三晋变成土狭民众之乡，无法保证新生人口应得的土地时，就出现“上无通名”的人口隐匿现象，人口出生率也必然降低。秦汉授田皆以爵位为差，高爵之家人口众多，又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受田就多。普通农户受田则寡，张家山汉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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