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日本民俗学并不完全等同于柳田民俗学，然而无疑它继承了柳田民俗学的很大部分。但是它没有继承下来柳田民俗学所具有的经世济民的抱负和实践性。为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为伍，它过于追求本学科的科学性而失落了最为重要的本学科的学术目的。今日的日本民俗学止步于满足从事各种课题研究。

在此提一些个人小事。我本人于1970年考入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史学方法论教研室民俗学专业。当时那是国立大学里惟一的作为一门独立专业的民俗学教学之地。在研讨会和大冢民俗学会上人们争论常民、重出立证法、民俗周圈论、民俗地图、民俗变迁等民俗理论问题，民俗调查的方法论也日渐完备。我与他人一样奉读了民俗学入门必读的柳田国男的《青年与学问》、宫本常一的《被忘却的日本人》，同时在追求科学性的学问派倾向和学问救世的实践派倾向之间摇摆不定。在当时校园斗争的时代，各个学科都发出了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做学问的疑问。农学部综合农学教研室以建立立足于农民的农学为目标，在成田设立了研究分室，开发参拜成田不动明王的纪念特产咸菜、将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间疗法引入正式医疗方式、实验可以解除疲劳的麸糠浴等等。语言学研究室于1972年至1975年创办了6期《走向田野》，在创刊词里强调了亲身经历生活的重要性：“脱离既成的语言观、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受来自书本的间接性知识的束缚，投身于活生生的语言环境，在直接性语言经历的基础上认识语言，这是研究生活语言最重要的一点。现代是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疲于学习、掌握大量的间接知识，已经没有余力实行源于直接经历的实感性研究。”语言学专业的学生甚至提出了丢弃书本走进田野的极端性理论。身处其中的我，开始自问作为本是一门在野学科的、以乡土研究为起点的民俗学科的学子，单纯把田野作为调查的场所是否正确。

我和伙伴们于1971年开始在山形县行动，行动的契机是与远藤太郎的相识。我们的活动记录《走访置赐──米泽市六乡町周边》登载在《走·看·听》247号（1987年）上。远藤太郎氏是个农户，他在村子里办了一个民具馆，同时有感于农村的落后根源在于教育，他又出资兴办了山形县农村第一个幼儿园。我觉得一位农民民具捐献者的诗句：“手把豆、额汗流、辛勤耕作，看往昔、古人们、珍宝无数”与宫泽贤治“世界整体不幸福个人无法幸福（宫泽贤治，1926）”的接点是远藤老翁的思维发端。当我发现宫泽贤治的这句名言和柳田国男“学习仅对自己有用的学问，人类社会整体不会由此得到改进。不稍许放开眼界，本着助人之心去读书想事的话，下一代不会比现在的人们幸福（柳田国男，1926）”这段话宗旨相同、并且两书于同一年出版时，我感到非常惊讶。

当民具整理告一段落后，1976年在村里设立了农村文化研究所。它是一个米泽盆地地区农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现在并考虑自己将来的场所，置赐民俗资料馆是该研究所的附属设施。出任第一任所长的是置赐民俗学学会会长江田忠。他还是一位知名社会教育家，他曾经着手把当地妇女们聚集聊天的生育讲习会改为顺应时代的年轻主妇学校，讲授烹调以及举办读书会等，并把这一活动推向全国。

农村文化研究所只是一个设在乡村里的小小的研究所，但是它在发行所刊、馆刊、研究纪要之外，还努力发掘本地文化，刊行了《置赐民众生活》、《小国民俗风土记》等书刊。此外，该研究所得到丰田财团资助开展的《从小字地名分析农村社会空间──米泽市六乡地区事例研究》还获得了银奖。1997年，他们长期保存与研究的“置赐山岳登拜习俗用具及行屋”被指定为国家级有形民俗文化遗产。现在，每年夏天研究所举办文化讲习会，从民俗学角度探讨该地区现存的各种问题。我本人一直担任讲习会教授，此外有教师讲述传统有机农业有可能成为保护环境的最有效的现代农业、故事研究家指导人们如何读书等。通过这些活动，民俗学学子们痛感那些立志改变村落面貌的生活改善委员、农业改良普及员、保健员、公民馆主事们都认为与古风紧密相连的民俗是移风易俗的对象，如果不明确认识民俗调查的目的，自己就会被看作是单纯的守旧派。首先，他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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