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婚姻制度及民众婚姻生活，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陈蕴茜、叶青根据当时的统计调查数据，对民国时期城市中传统婚姻向现代婚姻变革的具体情形作了梳理，对民国初年、20年代及30年代以后城市中婚姻制度、青年婚姻状况、婚姻目的、婚姻仪式及婚姻观念作了系统考察，通过对离婚现象的重点分析，揭示了社会变迁和城市婚姻变革的关系，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深层发生的变异，展示了人们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变化。[4]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因此也促使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过去学术界较少注意到的许多问题，如商人宗族、土客矛盾、墨学复兴与民众日常伦理变迁的关系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薛柏成将墨学复兴与近代民间伦理变迁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近代民间世风伦理转变中体现的伦理价值观，与墨家伦理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5]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外来流民（客民）与土著居民之间暴力或非暴力的冲突事件不绝如缕，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以往的研究把冲突归结为经济因素的驱动，尽管有道理，但并不全面。池子华从文化学的视角切入，以淮北流民流向江南引发的土客冲突为例，对近代中国的农村社会进行深层次探究，揭示出土客冲突的文化意蕴。[6]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中国商人宗族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趋向。朱英通过考察中国商人宗族演变的过程及特征，认为近代中国商人宗族出现的趋新倾向表现为：宗族由大变小、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与此同时，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方面，也相应发生较显著的变化。他指出，尽管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趋新趋势，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后的残余。近代的商人在经商致富之后，绝大多数都将资金用于自身扩大再生产，或者是投资附股于各种工矿交通运输以及金融事业，很少再像旧式商人那样，将资金主要用于购置大量土地以及宗族财产，因而不再起到加固宗族血缘群体的作用。[7]

二、近代社会变迁与社会风俗史研究

   近年来，关于晚清及民国时期民众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生活、宗教信仰及社会风俗等，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社会习俗变革作了分析。1999年9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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