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近代中国诸社会问题研究的进展

社会变动与观念变迁，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李长莉从分析1873年 “杨月楼案”为中心的讨论，具体说明了社会变动与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她认为，这一争论反映出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中，关于良贱等级身份观念、乡党观念与宗族观念以及法律公正观念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平等观念、家庭独立观念及依律执法等近代趋向的社会伦理观念的演生轨迹。生活方式的变动是这些观念演生的社会基础，非正统的民间伦理是其内在源流，而把西方作为富强榜样，则使这种观念变动与学习西方的近代社会变革相联系，反映了与西方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相汇合的趋向。[20]江沛则通过考察民国初期沿海地区城市社会变革的种种事象，概括了知识群体和市民阶层在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大众文化等问题上的认识变化；他通过分析城市市民阶层思想观念变化，说明了社会变迁与民众观念变动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价值：自由平等精神开始渗透到社会伦理观念中，并逐渐萌生了大众文化。[21]

农民离村进城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与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是密切相关的。彭南生对农民离村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作了较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农民离村的正面影响表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支庞大、廉价的劳动力队伍，有利于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并增强传统政治城市在工业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近代中国农民大量进城，引起城市恶性膨胀，带来了许多城市社会问题。其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是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生产衰退；二是造成畸形城市；三是构成中国近代土匪横行、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农民离村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发生的。如果说西方先发生工业化国家的农民离村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阵痛，那么中国则不得不吞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农民离村的苦涩。[22]

农民离开乡村大批涌向城市，带动了中国近代城市的大发展，促进了近代城市化的进程。近代中国城市化有哪些特征？城市化对城乡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城市化与工业化处于怎样的关系？行龙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他认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半殖民地的“推拉力”模式。它既没有形成城市工业化的强劲拉力，也没有形成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巨大推力。这种城市化模式，尽管对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到过推动作用，但在一个工业化发展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日益衰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推动作用是以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由此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近代无工业化的消费城市居多，城市中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失业和无业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社会变迁过程。城市化既带动了城乡社会的进化，又伴随着太多的苦难与代价。[23]

灾荒问题始终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抗战时期的灾荒问题是人们较少关注的问题。夏明方在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关系后认为，由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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