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有限。针对西方学者强调市民社会制衡与对抗国家的作用，并认为这是其所独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一观点，朱英认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只是其诸多功能之一，它还有另外一个主要作用，即在多维向度与国家达成良性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共同加快现代化进程。[15]针对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社团及公共领域理论争论所存在的问题，贺跃夫通过对晚清广州社团类型及其相互关系与差异的考察，分析各类社团的功能，绅商社团与官府、传统绅权之间，绅商社团内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绅商社团因受到种种矛盾的牵制，在清末民初的变革中，由一度合作而走向分崩离析，不可能在广东的光复及城市民主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6]周松青通过对清末上海社会团体及其在地方社会中作用的分析，指出上海公共领域的孕育和社会力量的增长，成为对地方自治作主动述求的积极主体，并使清政府尚具朦胧状态的地方自治意念清晰化和实体化，推动了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17]

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运用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的观点。但由于介入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路径不同，也产生了较大争论，出现了文化思辨派和商会研究派的分歧。前者侧重于辨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在近代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所得结论也较悲观；后者代表了目前史学界研究的主流，致力于近代商会组织建立和运作等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由此提出了独具创见的结论——“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市民社会雏形”说。刘增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晚清媒体形态问题入手，剖析了近代文化系统的扩张问题。他着重从大众媒介和辅助媒介两方面入手，研究了它们与近代公共空间不断扩张的游击联系。他认为，近代公共领域的扩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社会系统与文化精神系统各自从不同的领域构筑着近代公共领域的基础，由于各子系统运作规律的差异和封建政权对其采取的不同政策，导致近代公共文化和精神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未呈现良性互动的性质，其疏离对峙的一面更为明显，从而成为封建政权最终颠覆的重要因素。[18]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代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霍新宾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轫、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及其基本特征、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功能及其与国家关系等重大问题入手，对当前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途径主要有：一是从中西文化、中西历史比较角度出发，在掌握市民社会有关理论及西方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身对中国近代史认识，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循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文化派”，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为代表；二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在商会史研究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的基础上，以本身在此方面的深厚功底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依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商会派”，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问题，“文化派”和“商会派”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主要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近代欧洲市民社会模式有着根本区别。[19]

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尚处在拓荒阶段，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时空的不平衡。在时间跨度上，中国学者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晚清时期，特别是20世纪前10年的中国社会，而忽视了对民国时期市民社会状况的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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