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秘密社会，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重心之一。冯菊红对民国时期会道门的特点作了简要总结。在这个特殊时期，除了承袭先前会道门的一些衣钵外，还显示了新的特点：一是入会动机的复杂化及会员成份的多样化；二是与统治者关系发生了举动变化，逐渐合法化与社团化；三是社会功能发生变化，不仅进行非法的经济掠夺，而且充当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工具，而济急救难的社会功能也得到强化；四是会道门内部分化严重，政治倾向呈现多元化；五是由乡土型向城市型发展。[25]会馆史的研究近年来颇引人注意，但多注意明清时期会馆的研究，对民国时期的历史走向关注不多。万江红、涂上飙则具体考察了会馆在民国时期的演变。他们认为，进入民国以后，会馆经历了向同乡会、同业公会以及商会和存袭原有名称三种转变，从总体上处于一种衰亡状态。其衰亡原因，一是由于其内部固有的封建性，二是社会变异使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旧的组织形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发展。[26]

此外，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经过对近代中国陋俗文化进行长期研究，对其在近代中国演变的历史轨迹及其原因、规律作了认真分析。他认为，由于救亡图存和人的精神进化的需要，陋俗文化发生了渐变，它集中反映在婚姻、家庭、妇女及其“性伦”等方面的嬗变上；陋俗文化的改造与变革是极其缓慢和艰难的，呈现出渐进的状态，而在这种变革中，少数文化领袖的作用比较突出。如果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置于人类精神进化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便会发现，这种现象背后体现着国人欲摆脱传统人伦文化的束缚，进而达到人的新一层次的自身觉醒。[27]

五、文化心态史及观念变迁史研究的开端

近年来，随着对西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和消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用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社会，并开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近代中国文化心态史的研究，便是比较典型的一例。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近代社会心态史逐渐为研究者注意。把社会心理确认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方式，可以启迪史学研究工作者通过社会风尚的演变，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意识，以便更准确地描述历史的场景和国民性。赵泉民通过考察维新运动之后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揭示了晚清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演变。他认为，作为一群处于古今中西新旧多重文化之间的“边际人”，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呈现出甚为驳杂的心态：惧乱、媚外的敌视心理；中立裁判者的心态；同情赞赏之态度。而造成诸种心态的背后质素是知识分子“历史心态”和“现实心态”的耦合。这种文化心态，最终导致了他们与下层民众运动的隔离，对随后的辛亥革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28]

对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问题，前人多有论述，但对会党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总让人觉得是仁山智水，意犹未尽。郑永华试图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会党的社会心态进行分析，以便从另一侧面来把握会党的状况。他认为，辛亥时期的会党社会心态，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寻求新领导成为多数会党的共识；联合起来共同革命受到会众的欢呼；民主共和得到了会党先进分子的认可；会党反教排外心态的变化明显。辛亥时期秘密会党的社会心态有了新的因素。他指出，由于这些社会心态变化只是极少数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接触较多的精英人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