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阅时在《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一文中指出，社会心态是人类群体、民族、团体及个人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其表现形式较政治、经济难以把握，也容易为人们忽略，实际上社会心态却对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主要有“接受”、“回归”和“再选择”三种主流表现，这三种心态在北洋时期建立民国、复辟倒退和维护革命成果的三大主题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一起构成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共同影响着北洋历史的进程。这表现北洋历史运动的发展，不是简单地由政治和经济两项因素所决定，而是由更多的因素包括社会心态在内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认为，“接受心态”使中国社会走出封建专制阴影的笼罩，朝着资本主义道路迈进；“回归传统的心态”又把中国社会朝着恢复封建传统方向拉；“再选择心态”下的中国社会，发现了更为理想的社会模式——俄国模式，以共产党为带头人，拨转方向脱离资本主义轨道，带领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再次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32]这些见解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近代“观念”史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气象。德国学者方维规对近代中国的“文明”、“文化”观念进行了追踪式的考察，揭示了西方观念输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接受的复杂历程，[33]是近代观念史研究中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刘慧娟对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的形成作了考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严重的内忧外患使中国人逐渐觉醒，是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条件；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等三个阶段；它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使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得到普及和被接受，对统治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34]蔡永明则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变，认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洋务思想家的外交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家通过对主权观念的认识、对使节制度的建言、对交涉之道的探讨以及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外交”理念，形成了他们的近代式的“外交”观念；这种新式“外交”观念的形成，推动了晚清外交观念的近代化。[35]

六、国家、社会互动关系及话语转化之探讨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2002年8月，中国社会史第九届年会在上海举行，围绕“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问题进行了集中研讨。与会学者从社会互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社会文化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家、地方与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家与、地方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要求人们不只是从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还要从地方、民众与国家的反向关系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中找出更加合乎客观历史的规律性。“国家—社会”理论解释模式，主要致力于建构地方社会系统与国家统治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着重分析社会空间对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消解了意识形态化的民间与国家的对抗关系，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制度、精英、信仰、仪式、组织、风俗、社区等内容对国家的塑造功能，有效地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走向。吴建华、唐力行等人通过个案研究，对政府、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