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近代传媒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近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祝兴平认为，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使得文化传播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出现了民间化的特点。文本创造者身份的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文化接受的大众化，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新式学堂的崛起、域外科学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传播，造就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客观上构成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的批判力量和破坏性因素。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白话媒体空前活跃，反映了大众化、平民化、社会化的价值取向，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传统，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41]

清末十年间，上海报刊舆论中出现了许多反映新情况的新话语，这些新话语推助了传媒间的话语革新和话语转换，促进上海乃至全国言论氛围和政治气候的转变。刘学照就清末上海报刊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他认为，20世纪初，上海革命舆论中出现并传播前所未见的新话题和新话语，如时代、革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建国主义、专制主义、君主专制、专制民贼、排满革命、种族革命、联合满蒙青藏、共和主义、民权革命、平等主义、平均人权、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麦克思主义、国粹主义、国学、君学、国粹、欧化、共和、祖国等，这些新话语的大量涌现，形成为日渐浩大的新信息流。它们的传播、连接、辐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孕育着全国的政治气候，推动了武昌起义和共和革命高潮的到来。[42]

七、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动向的分析和展望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引起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论著，而研究论文呈现日益增加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书，是多位专家经过多年集体合作的研究成果。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崛起。该套著作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及民众生活史的研究，虽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说，还处于兴起阶段，研究比较分散，还未形成公认的比较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还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资料分散，收集困难；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学科理论与方法还不成熟，还没有形成像西方“新文化史”学派那样的清晰理路；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尚未形成公认的研究典范；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训练。这些都是有待改进的欠缺之处。因此，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尽快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收集、整理近代中国零散在各处的史料，尽快出版一套供研究使用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资料选辑》；二是尽快摸索出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者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只有具有扎实的史料资料功底，又受过系统理论方法训练的研究者，才有可能在本领域中取得一流的成绩。这是一个既非常广阔、需要有人艰辛耕耘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富于挑战、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研究领域。

根据以上分析，预计在近期内，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近代民众生活史和观念史、近代社会民众文化史将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社会文化史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是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生长点。但在研究者的水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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