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与观念变迁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题之一。社会信仰居于社会文化的深层，社会信仰的变化涉及国家政策、社会风尚及民众心态等诸多方面的互动。社会风俗改良与民众的互动制约着社会变迁。严昌洪的《1930年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与改良活动述论》，从一个侧面探讨了国家、地方、民众三者在社会风俗改良中的互动关系，认为这次活动因国家顺应民情决定暂缓禁止，致使风俗改良活动收效甚微。孙江的《星星之火、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一文，从文化与社会衔接的全新角度揭示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深层矛盾。[36]

生活方式变迁是社会伦理关系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启动力量，是近代社会伦理萌生的土壤，是社会结构变动与观念变迁的中介。李长莉在《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37]一书中，以上海社会生活出现的新风尚为线索，以民众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为主线，从西器洋货流行与近代工商观念、尊卑失序之风与社会平等观念、享乐崇奢之风与消闲消费观念的商业化、妇女走上社会之风与男女平等观念、台基姘居之风与自主择偶观念等方面，通过大量当时报刊所报道的生动形象的事例，以及各类人物有感而发的评论和争议，生动地描画了通商后上海商业繁荣和社会变动所引起的社会生活新风，深刻地揭示了这些生活方式变动的社会意义及由此引起人们社会伦理观念的冲突和演变。该书通过对晚清上海的个案研究，揭示了中国近代伦理观念变迁的社会机制及特性。

严禁偶像崇拜是天平天国贯彻始终的一个宗教法令，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偶像运动。天平天国为何要严禁偶像崇拜？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在毁灭偶像问题上的认识是否一致？该政策在前后期是否有所变化？其具体执行过程如何？民间对此作何反应？此举在政治、文化等层面上造成了何种后果或影响？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夏春涛对此作了系统考察。他认为，为了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太平天国严禁偶像崇拜，由此掀起了一场狂飙式的毁灭偶像运动。在起义初期，太平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因而毁灭偶像的声势不大，波及范围有限，建都天京和进军苏杭后，该运动相继形成了两个高潮。该政策与天平天国的兴亡相始终，成为天平天国对待偶像崇拜的一个主导政策。然而，此举并不具有破除迷信、排斥一切神灵的意义，其实质依旧是在造神，区别仅在于以一神替代了众神。尽管它在初期极大地改变了天平军的精神面貌，但其所孕育的宗教激情最终仅是泡沫现象。由于该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所以民间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收上帝信仰，反而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天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 [38]

左玉河在《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一文中，围绕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探讨了政府与民众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他认为，遵循阴历的社会下层是一股潜在而持久的势力，它来自几千年形成的与其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习惯情势，来自下层民众的深厚的日常民俗文化。历法上“二元社会”的对峙与调适，说明社会风俗变革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及渐进性，决非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所能解决。政府推行的移风易俗这种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动，必须采取慎重的渐进方式。如果政府推行的社会变革之举，合乎民众改变旧的社会陋习的愿望，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在尊重传统习惯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导，采用渐进的方法和稳妥的步骤革除恶风陋俗，很好地处理政府与民众之间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完全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的。[39]李细珠通过对秋谨案引发的江浙民间舆论的考察，认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秋谨案体现的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的情形看，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便已时显貌合神离之相。故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后能迅速转向与革命派，可谓渊源有自。[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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