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乡村社会民众的安居乐业有赖于社会有序，因此希望并维护社会有序便不只是官方的追求，也是乡村社会民众的普遍需要。尽管社日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乡村民众的狂欢日，会对业已存在的某种社会秩序造成疏离甚至反叛。[15]但与此同时，它也被利用以厘定、重整、强化日常生活所应该遵循的规则。祭社活动依照程式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共同体中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在祭社活动中各有其职司，祭社场合中的宣政教化等等，其实都具有维护、建设乃至强化社会秩序的作用。不仅祭祀，宴饮的场合亦有同样功用。比如不少私社在成立之时，就以制定规章制度（社条）的方式对宴饮场合可能发生的破坏秩序的行为做了严惩规定，如敦煌文书斯六五三七号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文样）》云：“五音八乐进行，切须不失礼度。一取录事观察。不得昏乱事（是）非。稍有倚醉胸（凶）粗，来晨直须重罚。”又曰：“凡为邑义，虽有尊卑，局席斋延（筵），切凭礼法，饮酒醉乱，胸（凶）悖粗豪，不守严条，非理作闹，大者罚醲腻一席，少者决丈（杖）十三，忽有拗戾无端，便任逐出社内。” [18](P49-52)这些规定无疑具有维护秩序的作用。再如《太平广记》录有唐人侯白《启颜录》中的一篇《千字文语乞社》，内有对社日宴乐场面的描写：“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21](P1955)从中亦可看出对上下、尊卑之别的格外强调。而别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正是众所周知的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总之，民众对社日活动的主观诉求与社日活动的客观功能之间的契合，使谋求主观诉求得以实现的民众会主动参与到社日活动当中来。
当然，寻求社日节在唐代兴盛的因素，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即社日乃唐代的传统节日。尽管由于战乱等原因，唐朝初年祭社的传统在一些地方遭遇断裂，正如武德九年《亲祀太社诏》所说，“末代浇浮，祀典亏替。时逢丧乱，仁惠施薄。坛壝缺昭备之礼，乡里无纪合之训”，作为一种民俗传统它还是深深地扎根于乡土社会，社日祭祀宴饮仍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常识”并加以实践。张文琮立劝建州百姓祭社时说“春秋二社，盖本为农，惟独此州，废而不立”，“惟独此州”的说法可能出于策略而难以真实反映祭社礼制不被实践的真实情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仍被实践的普遍性。
以上，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社日在唐代乡村社会中兴盛的原因。大体而言，作为唐代一个传统节日的社日节，它从唐代以前官方与民众对社日节俗活动不断的反复实践那里获得了基本的生存力量，当唐朝建立，它又为当时的官方所支持，为当时的乡村民众所需要，从而获得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呈现出兴盛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对社日节支持的意图与乡村民众对社日活动参与的动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一致性，却又并非完全相同。而当官方出于自己的目的对祭社活动表示支持并以礼制加以约束和指引之时，民众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并没有完全遵循官方的礼制规定从事，他们往往从自身的需求出发，以自己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着对神灵的祈求与感恩，表达着对世界和自我的赞美与肯定。
（四）余论：社日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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