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笔者将社日节在唐代的兴盛作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来看待，但还应该指出，社日节本身在唐代社会处于变化之中，同时它也是表现和参与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变量。从文献资料来看，初唐时期社日节并不兴盛，前引高祖的《亲祀太社诏》以及张文琮力劝建州百姓祭社的历史事实均可为证。大约唐玄宗时期，社日节才又兴盛起来。在笔者看来，这种变化既是唐代乡村社会私社发展的表征，也是其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私社作为一种主要基于志缘关系（并常常与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业缘关系有关）而形成的民间组织，因其成员“基于一系列共有的目标、价值观或经验的共同认同，能够形成社会运动的重要基础”^[22](P38)往往对官方统治具有潜在威胁而受到限制和禁断。如咸亨五年（674）三月高宗下诏：

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征求。虽于吉凶之家，小有禆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自今已后，宜令官司严加禁断。^[13](P707)

明令对私社进行禁断。大约两个月后，高宗再次下诏：

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此外别为邑会。此后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8](P98-99)

值得注意的是，与咸亨五年诏要求对私社的全面取缔相比，这次下诏体现了政府对私社态度的一种转变，反映了政府对私社存在的认可。这种转变大约出于两方面原因，一，私社是民众需要的民间组织，要全面取缔它不仅不可能而且容易引起民众的普遍反感[16]；二，官方看到私社热衷有利于维护地方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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