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生活在一方土地之上、以农业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唐代乡村社会民众来说，生活安宁、庄稼丰收是其首要愿望。而“社公千万岁，永保村中民”^{[6](P4451，元稹：《古社》)}，“惟（社）神载育黎元，长兹庶物”，“惟（稷）神主兹百谷，粒此群黎”^{[14]（卷七一）}，社稷神正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对神灵的信仰与“神在于敬，可以邀福”的信仰结合一起，就成为社日节祭社稷活动展开的神性基础。一方面，为实现美好愿望，人们用自己的行动（祭祀、歌舞甚至饮酒）向神灵表示敬意，祈求神灵的福佑，春社就是这样的场合。另一方面，当生活安宁、庄稼丰收在秋天成为一种客观现实且被视为神灵福佑的结果时，民众同样会发自内心地以祭祀的方式向神灵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便是秋社的主要目的。

其次，和所有朝代的人一样，唐代乡村社会民众需要休息需要娱乐需要将平淡无奇的生活装扮得丰富多彩富有节奏。尤其当庄稼丰收之后，更需要举行活动庆祝自己的辛勤付出获得了回报，需要举行庆祝活动以表达安居乐业的喜悦之情。社日节显然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功能。在社日节，人们演奏乐器，跳起舞蹈，品尝佳肴，畅饮美酒，虽是以娱神的名义，客观上却是在节奏明快的鼓乐声中，在热情奔放的歌舞之中，在令人痴狂迷醉的饮酒之中娱乐了自己。

再次，以民众共同体（地缘组织或志缘组织或业缘组织）为单位的社日活动具有联络组织成员感情、固化组织关系、建设并强化组织成员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功能，可以满足共同体成员相应的需求。

毫无疑问，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成员都会面临着来自疾病、伤害、老年、家人死亡、经济困难等方方面面的风险。在我国传统社会，社会风险一般通过“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家庭保障方式来承担和化解。由于乡村小农经济的脆弱，当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来临时，仅依靠单个家庭的力量往往难以化解，于是，多个家庭、来源于不同家庭的民众之互助便成为一种必须。事实上，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村落内部的互助关系一直存在于乡村社会之中，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在唐代，作为业缘、志缘组织的私社的出现，往往基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帮助或互相依赖（包括精神需求方面）的关系，基于时时处于风险之中的组织成员对于生存安全感的需求，这可从当时一个私社的约定中窥见一斑。其文曰：“夫邑仪（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志），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13]

显然，当一些人（属于不同的家庭）为着某种明确的目标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必然期望着这个目标的实现。目标的实现，则有赖于全体成员对所属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有赖于全体成员对业已约定的社内规章（社条）的遵守，以及彼此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如果一个社员希望当其遭遇风险时能够依约得到其他成员帮助的话，他就需要一种社会安排或曰社会设置发挥联络组织成员感情、固化组织关系、建设并强化组织成员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功能。强调以民众共同体为单位、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其中的社日节恰恰就是这种社会安排。[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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