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圣垂范，昔王通规。建邦正位，莫此为先。爰既旦都邑，建于州里，率土之滨，咸极庄敬。所以劝农务本，修始报功，敦叙教义，整齐风俗”；并针对“末代浇浮，祀典亏替。时逢丧乱，仁惠施薄。坛壝缺昭备之礼，乡里无纪合之训”的现状，力倡在全国恢复社祭仪式，令“四方之民，咸勤植艺，随其性类，命为宗社。京邑庶士，台省群官，里闬相从，共遵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兼存宴醑之义，用洽乡党之欢” 。[13]P356这一诏书“具立节文，明为典制”，使社日活动有了更高层面的制度保障。玄宗时期，社祭成为《大唐开元礼》的重要内容，它对“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有司摄事”、“诸州祭社稷”、“诸县祭社稷”、“诸里祭社稷”的详细规定，将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社祭活动都纳入国家的制度体系。天宝元年，玄宗下《饬敬祀社稷诏》，要求人们依礼祭社稷。天宝三年，又将祭社稷从中祀升为大祀。所有这些均表明了社祭备受官方的重视。上述政策或礼制规定不只是规定，唐代一些官员真的通过自身的积极作为，采取了若干举措使它们得以实施。比如唐朝初年刘仁轨为青州刺史时，就曾“劝课耕种，为立官社”。[19](P4083)高宗永徽年间，张文琮为建州刺史时，也曾劝说当地春秋不祭社的百姓改弦更张，“欣而行之”。[8](P2816)
不仅如此，在天宝元年颁布的《饬敬祀社稷诏》中，官方还承认了民间私社祭社的合法性，认为：“至如百姓私社，宜与官社同日致祭。”[13](p361-362)
此外，国家还在社日给官吏们放假，通常是春秋社日各一天，以使他们有时间参加社日活动，韦应物《社日寄崔都水及诸弟群属》诗云“山郡多暇日，社时放吏归”[6](P1918)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官方对社祭活动的支持，除了社祭乃“列圣垂范，昔王通规”的原因之外，显然还有其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意图。有唐一代，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而在统治者（包括皇帝及臣僚）看来，“田多不熟，抑不祭先农所致乎？神在于敬，可以邀福。”[8](P2816)所以要想农业丰收，就必须祭祀社稷之神。同时，统治者还以为祭社、宴醑能够“敦叙教义，整齐风俗”，令参与者在“进退俯仰，登降折旋，明加诲厉，递相劝奖”之间达致“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境界。[13] (P356)或者换句话说，官方试图通过定期举行的社祭活动来密切乡里关系，明确尊卑秩序，并加强地缘的联系和控制。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和耐曾正确指出：“中国成功地发现了一种手段，能以最少的直接干预去统治最大数量的人民。此中最关键之点在于：应当在最小社会群体的水平上维持统治秩序。”[20] (P187)对祭社支持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在最小的社会群体的水平上维持统治秩序”。更何况，“有张有弛，文武之道”，给老百姓娱乐的空间，让他们有劳有逸，劳逸结合，正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其实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官方对祭社的支持甚至是硬性规定，都必然在客观上成为乡村民众祭社宴饮的重要因素。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于民众对社日活动的主观诉求与社日活动的客观功能之间的契合，即，乡村民众能够通过对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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