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社日节的活动是民众共同体的有组织的活动。

在唐代乡村社会诸多岁时节日中，春秋社日节具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即其活动不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进行，而是以基于地缘、业缘、志缘关系建立的民众共同体为单位来进行。民众共同体则主要是基于地缘关系的村以及有“社”、“社邑”、“义社”、“义邑”、“邑义”之称的民间组织——私社。

正如马新、齐涛两位先生已经正确指出的，“唐代的乡里组织上承北朝之三长制、南朝之乡里村落制，较前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其集中表现是乡长与乡正的消失，里正直接向县衙负责，成为实际上的乡政处理者；前代里正的职掌则交由村正行使，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16](P92)乡村之制的基点是村落，唐代社日祭祀宴饮活动的基本单位也是村落。此由《大唐开元礼》“诸里祭社稷”的祝文可知。祝文由祝跪读，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某坊（村即云某村，以下准此）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敢昭告于社神。”^{[14](卷七一)}由“村即云某村”五字，可见“诸里祭社稷”规定适用的范围不是里，而是村。不仅官方规定如此，实际上村落也是社日活动的基本单位。《旧唐书·司空图传》载：“岁时村社雩祭祠祷，鼓舞会集，图必造之，与野老同席……”^{[8]（P5084）}司空图参加的是“村”里的活动，包括社。又比如“步屟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6]（P2311， 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农收村落盛，社树新团圆”^{[6]（P 4451，元稹：《古社》，）}、“酒熟送迎便，村村庆有年”、“陵阳百姓将何福，社舞村歌又一年”等唐诗中都含有“村”字，表明了村落作为乡村社会社日活动基本单位这一事实。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村落，作为乡村居民的基本居住和生活单位，固然不能与血缘无关，马新、齐涛先生所谓“中国古代的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16]自有其道理，但它之被确认还是基于地缘关系。或者说，以村为单位举行社日活动的基本理念在于村里的居民共同生活于这一方水土之上，共同受着一方水土的恩惠和滋养。

除村社外，乡村社会大量存在的私社也是开展社日活动的单位。这些私社组织，多数虽按地域结成，但往往只是部分居民（这些居民之间可能有血缘关系，血缘关系也可能在结社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往往并非结社的关键理由或根本动机）出于某种共同志趣或共同的利益追求而自愿结合起来的。宁可先生在其《述“社邑”》^[17]中将唐代私社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主要从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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